八、潜龙勿用：襁褓中的革命文艺（第8/10页）

作者的高兴和恐惧都产生于诗集的革命意义。高语罕在为《新梦》作的序中说：

《新梦》作者光赤，是我数年前一个共学的朋友。那时，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他留学苏俄共和国，受了赤光的洗礼，竟变成红旗下一个热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诚然是一种理想的彻底革命，但为达到那一仙境，必须要经过专政的阶段，于是，无政府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导。高语罕在序中愤然批判了泰戈尔的忍耐主义，赞扬蒋光慈的鼓动革命：

现在流行的新诗人，他们的脑子是资产阶级的出产品，又多是美国奸商的文学家的高兄弟子，他们的作品，十有八九都带着铜臭！

绝没有替无产阶级“打抱不平”的。光赤同志的《新梦》，却处处代表无产阶级大胆的、赤裸裸的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

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两个声音：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现今的文学研究越来越回避和忘却阶级观念，以致使人误以为讲阶级便是极左，便是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但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因人们的忘却就不存在。提倡阶级观念并不等同于阶级间的血肉厮杀，并不简单意味着某阶级为善、为进步，某阶级为恶、为反动。既然历史上明晃晃摆着阶级的对垒和分野，那就应该以直面历史的态度去研究和探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谬误不应该导致连阶级斗争一同矢口否认。蒋光慈译的《劳工歌》写道：

谁个给大家的饭吃，给大家的酒醉？

谁个终日劳动着不息？

谁个拿着犁儿犁地？

谁个拿着锄儿挖煤？

谁个给一些老爷们的衣穿，

自己反露着脚儿，赤着身体？

不平等、不公正，是革命的根源。艺术之所以能引发革命，便在于它指出那不平等和不公正。

1921年前往赤都的途中，蒋光慈写下了《新梦》的第一首《红笑》，“一大些白祸的恐慌，／现在都变成红色的巧笑了！”红色，这种使人生理亢奋的颜色，就从那个时代起，被陚予了特殊的意识形态意义。诗中说：“那不是莫斯科么？／多少年梦见的情人／我快要同你怀抱哩！”郭沫若曾在《炉中煤》一诗里把祖国比喻为情人，蒋光慈把莫斯科看作梦里的情人，其间已经体现出观念上的差异。郭沫若在《匪徒颂》中将列宁与其他伟大的“匪徒”一并歌颂，而蒋光慈的《哭列宁》却爱憎分明：

死啊，那卖阶级的尔贝尔特！

死啊，那卑贱的刚伯尔斯！

死啊，那戴假面具的威尔逊！

死啊，那一切资产阶级的大将！

死啊，那一切劳动阶级的敌人，但是他们总不即刻地死，

却死了我亲爱的——列宁！

列宁在这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群领袖，而是产生了一种可崇拜性：

喂！呼喇喇殒落了一颗伟大的红星！

喂！阴凄凄熄灭了一盏光亮的明灯！

哎哟！我要痛哭了！

我要悲惨地哀歌了！

我的列宁！

俄罗斯劳农的列宁！

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

全人类解放运动的列宁！

前两行是从《红楼梦》中化来的诗句，作者把列宁这一形象奉举到无上的高处。革命的旋涡会产生崇拜中心，没有崇拜中心的革命不会彻底成功。在《临列宁墓》中，诗人又吟道：

列宁啊！你生前有改造世界的天能，

你死后怎么竟如昙花泡影的永逝？

也或者你安稳稳地卧在克里母宫的城下，

——

远观世界革命的浪潮，近听赤城中的风雨。我要赞美你罢，我又何从赞美起？

你的墓是人类自由的摇篮，

愿你把人类摇到那自由乡里去！

对于列宁最辉煌的事业——十月革命，诗人不止一次写下诗篇。《十月革命纪念》写于1921年10月：

看啊！这座自由神降生的纪念碑

庄严地冲入云霄里！

红旗飘扬，

红光闪烁，

这是自由神放射的爱光——不是？

听啊！这鼓乐喧天，

万人声里：

劳工神圣，

资本家消灭，

自由神万岁！

在蒋光慈的心目中，革命是与自由联在一起的。他有没有想过，革命也可能带来不自由，革命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要排斥自由。如果从纯理论的意义上讲，军阀混战、政府软弱的乱世，正是很“自由”的时代。而要克服积贫积弱，走向富国强兵，就要“组织起来”，那么，无疑意味着要减少一部分“自由”。把革命等同于自由的人在革命中迟早要吃点苦头，许多可爱的知识分乎便是如此。在革命的途中，他们人人都有一部“赤都心史”。蒋光慈这样的艺术家，告别了过去的“纯艺术”的旧梦，为自己的艺术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他在《新梦》一诗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