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雪后城头草色新（第33/49页）

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回来的李鸿章再次吐血了——“紫黑色，有大块”，有半痰盂之多，西医诊断说是“胃血管破裂”。这位大清重臣已是“寒热兼作，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精神和肉体彻底垮了的李鸿章给朝廷写了《和议会同画押折》：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八十。）

难以想像就要去了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该是什么心情。他多年“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现在才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他警告说，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现在犹如一个重病人，如果还“好勇斗狠”，必有性命攸关的忧患——而作为一个民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好勇斗狠”之气概到了大清帝国末期竟成了连累身家性命的毛病！

《辛丑条约》签订后，北京一座曾经是义和团坛口的寺庙大门口，出现了一幅仿昆明滇池大观楼楹联体制的长联，上书：

五百石粮储，助来坛里，上名造册，乱纷纷香火无边，看师尊孙膑，技演毛遂，乩托鸿钧，礼崇杨祖，伸拳闭目，何嫌大众讥评？趁古刹平台，安排些席棚草铺，便书符念咒，遮蔽那铅弹钢锋，莫辜负腰缠黄布，首裹红巾，背绕赤绳，手持白刃。

数千人性命，丧在团头，熟睡浓眠，明晃晃刀枪何用？想焚毁教堂，搜剿民舍，秽污佛地，威吓官衙，张胆欺心，一任旁观笑骂。况劫财杀客，值自同疯狗贪狼。纵作怪兴妖，今已化飞禽走兽，只赢得律犯天条，身遭法网，神归地府，魂赴阴曹。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下）之《北京清凉庵楹联》。）

混乱的1900年过去了，中国人回想起那些“举事”的义和团的农民们时情绪万般复杂。毫无疑问，义和团的农民们以他们面对列强的反抗起到了阻止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作用。贫苦农民们的自发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的继续。但是，另外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义和团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情绪的一次大规模“非理性”的爆发，农民们的反抗凭的仅仅是心中的万丈怒火和严重沾染封建毒素的“法术”。于是，在客观上，1900年中华帝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所导致的后果是惊人的。虽然中华帝国因俄国人在帝国东北的野心所引发的国际纠纷而暂时避免了被瓜分，但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从此成为了一个凌驾于帝国政府之上的特殊的权利团体，大清帝国政府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们控制中国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中国人看见了中华帝国即将崩溃的迹象，并在这种迹象之中再次回顾起了“戊戌变法”时“康党”们所主张的那些变革国家的措施——这是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开始革命的前奏。

自1901年的春天开始，来自海外的政治流亡者、全国各地的官员和那些著名绅士的奏折纷纷向西安呈递。这些奏折大都是要求朝廷变革的。在这些奏折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是慈禧和光绪听都没听说过的，这就是“国民”。

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什么是国民？国民就是人民拥有国家的财产，能够行使国家的主权。而封建体制下只有臣民而没有国民，所以，“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国家，这真是大可骇大可悲之事。”

强烈要求朝廷宣布实施“新政”的呼声迅速成为一股潮流，一时间竟然到了“人人欲避顽固之名”，“维新”再次成了时髦名词的地步。虽然依旧在流亡中的慈禧绝对不情愿再重提“变法维新”之事，但是她也敏感地认识到了经过1900年一年的大变故，如果仍不顺应民心，即使洋人们愿意保护她的权力，她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此，与其被动不如主动，慈禧指示光绪发表了一道“倡议直言”的诏书：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大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六，第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