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以恩止杀是一步好棋（第6/7页）

忠于李唐的官员对恐怖政策的批判，都是通过上奏表疏。目的是改变武则天对恐怖政策的态度，取缔酷吏在刑讯上享有的特权。他们批判的重点，或是向武则天指出恐怖政策的危险后果，或是呼吁武则天把政策的轮子转向仁政，要求停止重用酷吏。

酷吏当道，天下屏息，但也有不怕死的。初唐著名的大诗人陈子昂就是其中一个。

早在“扬楚之变”刚刚结束之际，陈子昂就曾经上书。他当时正担任麟台（秘书省）的正字，只能算是九品小官。位卑未必言轻，陈子昂斗胆上书武则天，公开反对酷吏滥刑。

在上书中，他言道：“东南有微孽（徐敬业）谋乱，陛下顺天诛除，恶人皆服，这岂不是天意在彰显陛下的神武之功！？但是具体执行者不察您的心思，却穷究其党羽，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对逆党亲属和有交往的人，只要有涉案嫌疑，就互相牵连，莫不穷究拷问，枝蔓不绝，致使朝中人士皆惶惶不能自保，海内传闻所至，无不惊恐！几年以来，我见各地告密，关押起来的不止千百人，所告的皆为扬州事变之事，及至穷究，则百无一实。等陛下您宽恕了这些冤枉的人，有奸恶之徒又给他们安上别的罪名，致使眦睚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被捕之人，冠盖如云！”

陈子昂曾经写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情诗句。有人说，他的这首千古名句，就是在他屡次谏议不被采纳后，有感而发的。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算是富家子弟，青少年时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才开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后来升至右拾遗，所以后世也称他为“陈拾遗”。

高宗驾崩的那年，他从蜀中来到东都，正好赶上武则天下诏招天下贤士。他就以“梓州射洪县草莽”的名义，上了一道《谏政理书》，劝武则天“为大唐建万代之策”。文章通篇以媚态示人，意在取悦武则天。所以说作为庶族地主阶级中的进步人物，陈子昂对武则天的执政，是充满希望和热情的。

在初入仕途之际，陈子昂在文字中甚至将武则天视为非常之主，自己也一门心思想在非常时代里一展才华，进非常之策。可以说，那时的陈子昂内心充满了进取功名的欲望。

令人遗憾的是，陈子昂虽然在精神上做好了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看清现实的路径，更没有看清武则天的真实意图。就连他在上书劝武则天不要滥施酷刑时，也没看清武则天到底想要干什么，还以为她是因为对徐敬业谋逆一事无法释怀，所以才会将严刑峻法执行到底。

不过这道奏疏把滥刑的根源分析得很到位，直称酷吏为“寡识大方”的刀笔吏，是“图荣身之利”的小人，指责武则天信任酷吏是“爱一人而害百人”，文字大胆而辛辣。

他在奏疏中还说，经十年的东征西讨之后，天下疲极，不幸又连遭荒年，人民“流离饥饿，死丧略半”。近年来好不容易才得以休养生息，如今圣上重用酷吏又滥施淫刑，大伤和气，天下不安，都怕无辜被陷，人情之变，不可不察！措辞虽然偏激，但因为陈子昂是公开上书，而且奏疏中带有浓厚的书生意气，所以武则天并没有怪罪他。

继陈子昂之后，李嗣真也对恐怖政策进行了公开批判。在李贤被废前几个月，李嗣真就已经预言其必败。由此可见，此人也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策士型人物。

李嗣真对酷吏的批判，比陈子昂来得要更加尖锐，也更加猛烈。他引述古代的司法程序，要求恢复中书门下早已被酷吏们窃取的详复权力。李嗣真提醒武则天，那些手中掌握着皇家威权的酷吏很可能是对手安插进来的卧底，他们的存在将会置武周帝国于危险的境地。

李嗣真因此遭到来俊臣的反击，被流放岭南。从此，他再也没有参与过帝国的政治活动。

武承嗣本来以为可以借助来俊臣之手，除掉皇嗣李旦，结果却出了一个“安金藏事件”。武承嗣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与武则天之间的矛盾，也开始逐步浮出水面。

于是，朝堂内外掀起了批判酷吏的小高潮。其中尤以徐坚、朱敬则、周矩三人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万年主簿徐坚上书之时，恐怖政策早已推行至州县。派驻地方执行任务的朝廷使者，对州县长官有就地处决的权力，使得各地州县地方官员惊惶不已。徐坚的表疏便是就此而发的，要求武则天从使者手中收回权力。乱杀不能打击真正的奸逆，却能造成人们对朝廷的仇恨心理。

右补阙朱敬则对恐怖政策的批判，比徐坚更进了一步。他认为恐怖政策在武则天称帝之前所起的作用，是“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谋，入无人之妙术”。但是这一切，在武则天称帝之后，它的性质就变了，“即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也就是，恐怖政策在武则天登基前后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登基前是妙算，是神谋；登基之后，则成了一个大包袱，不合时宜，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