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以恩止杀是一步好棋（第5/7页）

七大臣一案结束之后，武则天很快就朝中的权力分配比重进行了重新配置。

在武氏族人中，她的这一做法自然引起了大家的恐慌。虽然武承嗣和武三思兄弟反复向武则天陈说利害，但是武则天却不为所动。

武则天这么做也让朝臣们感到深不可测，这就像是一个人在玩跷跷板，起落全在自己的掌控中。武氏族人如同武则天皇权躯体上的寄生物，他们从来就不敢违拗女皇的决定。

当武承嗣退出朝堂之后，大周的朝廷上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一群出身寒微的士人，经由娄师德的引荐入仕。不久，武则天又将这些士人分派到外县去。这一措施使残存的关陇集团贵族、山东世族与武氏诸王走到了一起，因为寒族出身的进士和文人的崛起，将会对他们构成很大的威胁。

可是武则天却不以为意，她对这个新措施抱有极大的热情。

当旧贵族集团和武氏诸王在她面前喋喋不休地陈说利害时，她却在谋划如何进一步地发掘所需要的人才，作为武周朝新的权力支柱。这是武周王朝建制以来出现的新的政治动向，过去武则天虽然也朝这一方向迈进，但并不像现在这样趋于明朗，也不像现在这样无比坚定和积极。

在上官婉儿记录的皇帝起居手册上，明确地记载着武则天在这段时间里频繁召见新人，有的给予官职，有的见了一次就再也没有下文，而奉派官职的人员，也有不少只做了三四个月就被斥免的。

一个新晋官员，通常需要经过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考察。一是来俊臣对他的忠贞度考察；二是李昭德对他的智能考察。

这两项考察，只要有一项不合格，立刻就会失掉官职。半年来，大周王朝的地方官和中下级官员，在这种双面考核中，像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

除了用人的大幅度调整，武则天为政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尽可能地熟悉并掌握社会政治情况。垂拱元年，她铸铜为匦，置于朝堂之上，鼓励天下臣民投递表疏，也因此将她俯视人间善恶的视野扩大了千倍万倍。

武则天所表现出来的帝王胸襟，使得人们敢于对恐怖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尽管平民的意见不一定会被采纳，但意见提出后，武则天也不会置若罔闻。久而久之，那些意见对结束恐怖政策，就像涓涓细流集汇成河，还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恐怖政治持批判态度的大多数是心系李唐之人，也就是所谓的李派人士。并不是说他们不承认大周帝国，既然武则天已经称帝，那武周革了李唐的命就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如果不承认武则天的皇帝地位，就有可能像右将军李安静一样，成为她的刀下冤魂。

武则天意欲登基之时，群臣皆劝进，包括那些忠于李唐的朝臣。满朝听闻劝进声，只有李安静表现得异常安静，没有任何表态，后来以谋反罪入狱。负责审讯的来俊臣就问他为何不劝进，难道心有异志？李安静凛然答道：“作为大唐王朝的旧臣，你们可以杀了我，但不能侮辱我。”

如果我们以承不承认武周帝国，作为划定武周派与李唐派的标准，那么李唐派的人数就少得可怜了。虽然大多数李唐派当时也都上表劝武则天执政，但他们的目的是保全自己，心系未来。

时任文昌右相的岑长倩就是一个颇为活跃的劝进者，他被赐姓为武，但他却坚决反对武承嗣夺储，竭力保存李旦的皇嗣地位。岑长倩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正是一种典型的李唐派态度。

在武、李两派的力量对比中，武派的力量并不像现实所反映出来的那样——远远大于李派的力量。表面看来，武派占有领先优势，李派处于劣势地位，但真正拥护武派的人其实并不多。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武则天建国所走的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征伐夺权之路。虽然说，武力征伐打江山的难度要比和平过渡和局部动荡的难度大得多，但在征伐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培养出一大批与新王朝利害相互勾连的心腹之臣，而武周王朝的建立却缺少这样一个重要环节。武则天建国走的是天授神予、恐怖开道的双线路径，在思想上强化，在肉体上驯服。

在这种高压态势之下，许多持观望态度、支持李唐的人都被赶到了武派阵营中去。表面上，他们或许是武派人士；但实际上，他们是武周体制内隐性的李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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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上书要求整顿酷吏，结束滥刑，重建法制，将那些心狠手辣之徒清理出帝国的权力系统。武则天也正在为这件事烦恼不已，那些嗜血的酷吏是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这些年没少为自己出力。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深入，武则天能够感觉到，这些酷吏变得越来越难以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