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遵义会议的预演

“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王稼祥不无痛心地说，“不然，红军的命运难测……损失太惨重了……”

毛泽东很久没有讲话，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这个问题，他已经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这是国际路线所带来的影响所致，也是临时中央以及后方的那些政治局委员们竭力推行国际路线的结果。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

可是，目前解决政治路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开始向正确方向转变的王稼祥和张闻天这些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都网在错误路线里面。一个已经没有任何实权的毛泽东，公然挑起反国际路线、反临时中央的斗争，必然使自己孤立起来，甚至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是借暂时的军事失利而对宁都会议的反扑。

当时的局面不像后人所说，好像那时王明的左倾路线只是博古、李德等个别人的独断专行，他们是孤立的，处处受到抵制的，好像那时的左倾路线很容易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历史不是这样，坐在担架上一支接一支吸烟的毛泽东也不这样看。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结论性的一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实情：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

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充分、完整、最深、最大，这些词句的含义是多么严峻。毛泽东必须谨言慎行。他深深感到潇潇夜雨的寒冷。

在这样危机四伏的远征途中，挑起这样的纷争是不明智的，它将使红军的处境更为危险。他必须讲求策略。

“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望着隐在暗影中的王稼祥，说得很缓慢很自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使红军数量达到十万以上；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号召下，我们保证了红军在财政、物资、精神上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建设以及与群众关系的改善，激发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一切都造成了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面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稼祥，不能不充分地肯定当时的中央。而他所列举的成就，却大都因苏维埃政府的有效努力而取得的。

“那么，未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在哪里呢？”王稼祥仍然不能把军事上的失利与政治路线的错误分开。苍白瘦削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困惑。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军事路线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这就出现了《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国际路线正确，仍然提出反右倾的那种不易被人理解的现象。直线的光芒照不亮曲折的历史画廊！

“蒋介石在历次围剿失败后，知道他的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部作战是不利的，所以他在第五次围剿中改变了，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紧缩我们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敌人的目的部分地达到了。”王稼祥叹了一口气，有些懊丧。

“这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误帮了蒋介石的忙，我们应该是决战防御，也就是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去有把握地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可是，李德他们却采用了单纯的防御战略，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这是李德从欧洲搬来的舶来品……”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我们有些人竟然信服这些洋办法……”

王稼祥听了这些抽象的军事理论，仍然不能消除自己的困惑：“敌变我变，我们再用以往几次反围剿的办法还能奏效吗？”

“当然要有变化，可是以不变应万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也是争取主动的办法。要以我自身的特长为主，不要去迁就敌人，不要弃长就短。李德他们错就错在不懂得中国国情，不懂得中国红军的特点，更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与农村。他把慕尼黑的街垒战、把阿芙乐尔号军舰攻打冬宫、把欧战的许多战术原则，全都搬到中国来。

“他们不了解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阶段上，我们还没有大城市工人的暴动，也没有白军士兵哗变的配合，我们红军数量很少，苏区也只是中国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没有飞机大炮，而且还处在内线作战的环境。我们只能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的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