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遵义会议的预演（第3/4页）

雄飞的翅膀就是权力。权力不是贬义词，革命就是夺取政权。权力，犹如农民的土地、渔夫的网罟、骑士的骏马、战士的刀枪、画家的纸笔、演员的舞台、科学家的实验室……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革命，就是掀翻铲除旧世界草莽荆棘的铁犁。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战争，是壮美的！

这就是毛泽东的战争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一股稀世豪情猝然充溢胸臆，拔剑仰天厉声问：英雄用武之地在哪里？

王稼祥不理解毛泽东此时的心境，却见他眼里闪射出一种亮光，似有一腔炽情从身体内部散发出来，便随口问道：“那么，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可能的了？”

“当然可能！”

“用什么办法？”

“先得藏长用短。以短掩长，隐长乘隙。也就是以最拙的手段掩护最高明的行动。大智若愚嘛……

“敌人五十万，除新兵外，我们的主力红军不过四五万人，像广昌战役这样与敌人硬顶，就像乞丐与龙王比宝，即便我们伤一敌人伤十，最后还是我们完。拼消耗是蠢人，用兵不用谋是愚人。

“在内线作战的条件下，当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暴露弱点，我们就可以乘隙攻击他……”

“可是，敌人步步为营，向我们的腹地步步进逼呢？”

“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击他，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土地，即使被打烂一些坛坛罐罐，那也只好随他去。‘不丢失苏区一寸土地’，当宣传口号喊喊是可以的，在军事上则是完全错误的。攻守进退这纯属正常。为了诱敌深入，红军主力甚至离开苏区也是值得的。我们在消灭了敌人后，苏区不但可以恢复，而且还会扩大……”

“是的，我们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与这些克敌制胜、行之有效的原则是相悖的！”王稼祥赞成地说。

“在这一方面，周恩来同志也是有责任的，他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提出过‘全线出击’的口号，在第五次战争中则变成为全线抵御。在战略上两者都是错误的。这种分兵把口，使我们无法集中优势兵力……”

“敌人的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王稼祥觉得客观上的困难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只强调客观不对，只强调主观也不对。“而且在宁都会议后，一直反对右倾，反对避战，争取一省数省胜利的目标压力很大……”

毛泽东把准了不谈国际路线和政治路线。不然，必然得罪很多人。在大家对左倾路线还没有认识前枉自孤立了自己，而且很可能冲淡了军事指挥者的责任，而把问题复杂化，反而使要解决的问题不能解决。目前，紧迫的任务是变换军事领导。在军事领导更换后，才有可能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他沉默了一会儿，王稼祥认为他的思想被卡断了。

毛泽东又点上一支烟，接着说：“敌人兵力的强大，在我看来，并不可怕，由于敌人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的机会。敌四面包围兵力必然分散，而我击其弱的一路，便造成了局部优势。在总体上我们弱，在这一路上我们强。在战略内线作战情况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才能使红军掌握主动权。只有把五个指头握成拳头，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李德倡导的短促突击，也能消灭一部分敌人，但仍属于拼消耗的性质，即使赚点小便宜，却不能在战略战役上争取主动权，不能争取决战胜利。李德不会下中国棋，不懂得弃子以取势的道理……”

毛泽东不断地吸烟，把烟雾慢慢吐出，使王稼祥联想到斯大林的大烟斗。

“雨好像停了，我出去透透气。”毛泽东站起来，走出房门，走上土丘，久久地仰望着迷蒙的远方。他看到了什么呢？也许他看到了未来的遵义会议？还是看到了未来的千山万水和漫漫雄关？

此时，也许他想起了李大钊那句名言：

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

毛泽东的性格是好斗的：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910年秋，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抄写过一首《咏蛙》：

独坐池畔如虎踞，

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那年，他只有十七岁。

不！毛泽东此时想的，是他在四年之后讲的——如何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不过这时候想的没有后来讲的系统就是了。博古和洛甫来苏区后，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他也鄙视他们。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报告中，针对性极强地说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