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20/23页）

后天我将返回柏林，打算把所有剩下的东西全部打包，寄去约翰尼斯贝格城堡。虽然城堡现在只修复了屋顶的部分，不过一定有谷仓或别的地方可以暂时寄放我的东西。克鲁曼修柏仿佛与世隔绝，令我无法忍受；没有了舒伦堡伯爵，让我更觉得痛苦。我去找他的属下聊天；他们还不知道他已失踪，不过他的秘书席林小姐，和助理（感谢上帝，他没有待在瑞士不回来！）都已被召去柏林，想必很快就会发现。

因涉及“七月密谋”遭到处决的人数仍无定论。根据纳粹党官方消息来源，兵变后被捕总人数达7000左右，共5764人在1944年遭到处决，接着又有5684人在1945年纳粹统治下的最后五个月内被处决。这些人当中，约有160人到200人直接涉及密谋案，包括：21位将军、33位上校及中校、2位大使、7位资深外交官、1位部长、3位国务秘书、刑事警察局局长及数位高级首长、地方首长及警察局高官。

柏林　9月1日，星期五

大战爆发至今已满五周年。

午餐时间回到柏林，直接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看起来比平常苍白，平静地对我说：“蜜丝，你必须在这里住下来。罗玛莉·舍恩贝格和珀西·弗雷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搬来了，”她指指我躺在地下、露出几个沙袋的行李。“托尼·绍尔马昨天早上被逮捕了，”罪名是：曾经对着元首的照片开枪，而且在施陶芬贝格暗杀未果之后表示：“没关系，或许下一次运气会好些！”珀西已找到一名律师，他在他们办公室替瑞士人工作，保障敌方的利益。那位律师本身也以反纳粹闻名——或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非常出色，而且就住在沃伊什街附近。罗玛莉已搬回阿德隆旅馆，也通知了托尼住在西里西亚的母亲。托尼现在关在莱特街监狱内，不过因为他是军官，所以将接受军法审判；这表示即使他被判死刑，也将被枪决，而非绞死——我们是否应该为此感到安慰呢？

9月2日，星期六

罗玛莉·舍恩贝格也搬来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和我一起住在戈特弗里德·克拉姆以前住的房间里。她心情太坏，不该一个人住，而且我们宁愿一起面对警方，万一……

父亲进城两天，又回柯尼希斯瓦特了。他把曾曾祖父的十字架留给我，当初曾曾祖父参加拿破仑对俄战争，一直戴着它；父亲说当初十字架救了他，现在也会救我。

同时罗玛莉和莱特街监狱附近一家面包店主人交上了朋友，他在监狱里兼差当狱卒，已经送了些香烟和几封信给托尼·绍尔马。她现在每天都去那里，希望能拿到亚当·特罗特的回复纸条，可是替他传纸条的那位狱卒现在躲着她。不过两天前他还说：“舒伦堡伯爵需要帮助，他的身体愈来愈虚弱了。”证明了他的确也被关在那座监狱里。我将负责送食物给他，因为我们必须尽量分开行动。

一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切面包和烤一只奥托·俾斯麦送来的很小的鸡。然后把所有食物分成三份，一份给大使，一份给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一份给亚当。罗玛莉还准备了水果和蔬菜给托尼，因为后者不准吃面包和肉，或任何补充精力的东西。狱方故意饿他们，好逼他们“合作”！

珀西·弗雷开车来接我们，然后让我们在离监狱一段距离外的地方下车。罗玛莉教我该怎么做，但我仍然双腿发软。这是我第一次去那里。监狱是一栋红砖建筑，从外面看就跟普通军营一样。我们约好由我要求见伯爵，罗玛莉从另一个入口去找托尼。等我出现后，她再进去递送给戈特弗里德和亚当的包裹。

每座大门都由两名党卫军把守，进门后是中庭，然后是一扇巨大的前门，也由两名党卫军把守，他们把我拦下。我说我想找盖世太保谈话，其中一名警卫便领我沿着一条宽阔的走廊一直走到一扇金丝雀黄的巨大铁门前，门的左方有一个小窗，窗后坐了一个胖子，也身穿党卫军制服。他问我想干什么，我拿出包裹，表示想把它送给冯·德·舒伦堡伯爵大使。他叫我等一下，然后就消失了。同时铁门打开好几次，走出几名警卫。每次我都乘机往里面瞄，看见一大块空地，上面搭起很多窄小的波状铁皮楼梯间，通往高低不同的平台；牢房便沿平台两边延伸出去，牢门都没接到屋顶，就像低级厕所的门。整个地方非常嘈杂，警卫穿着厚重马靴踱来踱去，彼此吹口哨、大声吼叫，景象令人作呕。不一会儿那名狱卒就回来了，问我伯爵的教名是什么。我迟疑了一下，但很快便想起是“维尔纳”。那人注意到我犹疑了一下，大吼道：“你对他这么感兴趣，起码该知道他的名字吧！”我的火气也上来了，回嘴道：“绝对不可能弄错的。大家都知冯·德·舒伦堡伯爵大使只有一位，而且他已70多岁，我从来没直呼过他的名字。”他接着叫我在一张纸上写下伯爵的全名，还有我自己的名字及地址等。我又加了几句问候的话，问他需要我再带什么来。交出那张纸时，我的心往下一沉，不过已经走到那步田地，也无所谓了；如果他们真想追查我，那可容易得很。那人再度消失前，我看见他跟两个同党商量了一会儿。后来他终于回来了，把包裹丢还给我，不屑地说：“他不在这里！你若想打听别的事，去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上的盖世太保总部问！”我觉得全身不对劲地走出来，然后在街角一家商店的窗前瞥见自己的脸：是绿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