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6/23页）

亚当接着告诉我，1940年法国刚战败不久，他收到老朋友洛锡安爵士（当时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一封信，催促他致力于德国与英国的和解。洛锡安所指的德国是否为铲除纳粹后的德国（他当然明白亚当痛恨目前的政府），亚当并不确定。不过对他而言，只要希特勒仍然在位，两国之间就算能达成任何“交易”，也丑恶至极，所以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过这封信。后来他常想，当初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我们整夜没睡，一直聊天，同时聆听屋外若即若离的各种声响。每次听见汽车放慢速度，我都可以从他脸上看到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实在不忍心丢下他，如果我在的时候他们来逮捕他，至少我还可以去警告他的朋友。亚当说亚历克斯·韦特知道一切，如果他被逮捕，亚历克斯知道该怎么做，他觉得西克斯博士也起了疑心，一直催促亚当去瑞士。我也坚持他应该立刻离开，但他不肯，因为顾虑妻子和小孩。他说就算被逮捕，他也会否认一切，希望出狱后能重新再试。凌晨4点，他开车送我回家，并答应我早上会再打电话，让我知道他没事。

洛锡安爵士所属的保守政客集团——所谓的“克利夫登帮”——规模虽小，却一度颇具影响力。这群人虽批评希特勒的做法，却颇同情希特勒欲扫除“凡尔赛和约”（他们一直不同意该和约内容）所带给德国耻辱的企图，以及他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显著成就。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看见欧洲刚经历过1914—1918年的浴血战争（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退伍军人），马上又卷入另一场全面战争；这样不仅将严重削弱欧洲的力量，为海外殖民帝国敲响丧钟，甚至可能摧毁西方文明，让共产主义征服世界。但他们寻求和解的努力，却因为希特勒在国内愈形残酷的政策，以及他不计任何代价想使德国成为欧洲霸权的决心而一再遭遇挫折。这群人中后来有很多被冠上“姑息分子”的恶名。

亚当从未对我解释他参与密谋的实际工作内容。我只知道他每次出国（赴瑞士或瑞典）都借出差之名，锲而不舍地试图与盟军建立和平谈判共识，希望一待行刺希特勒的行动成功后，便立刻开始谈和。

他衷心相信盟军一旦面对“正派的”德国政府，态度必将软化。我不断想打消他这种幻想，坚持唯一最重要的事，便是除掉希特勒这个人，没有别的！我相信接下来发生的许多事件都证明我是对的。

——蜜丝注（1945年9月）

蜜丝直到临终前，都不愿承认她在施陶芬贝格伯爵发动“七月密谋”之前，到底知道多少内情。但根据她各项无意中的暗示，从1943年8月2日首次提及“阴谋”一词，到密谋者不断要求她协助将罗玛莉·舍恩贝格支开柏林，最后更在1944年7月19日的日记中，泄露“我们（即亚当·冯·特罗特与她）同意等到星期五再见面”，都显示她所知道的其实远比她明说出来的多，而且她甚至知道计划行动的确实日期！

7月23日，星期日

亚当·特罗特依约来电，目前一切平安。我告诉他，我打算去波茨坦，会从那边打电话给他。

抵达官邸后看见戈特弗里德·俾斯麦穿着泳衣在喷水池里玩水，天气极热。梅勒妮和罗玛莉·舍恩贝格也在。梅勒妮似乎冷静不少，甚至打算回乡间，好让职员与仆役们觉得生活一切如常。

我告诉他们我很替亚当·特罗特担心。戈特弗里德并不认为他会遭到逮捕，他说现在处境最危险的人是海尔多夫。他在兵变中扮演的角色太明显，而且他提不出不在场证明。

我们讨论到大使的侄子弗里茨·舒伦堡，他以前在海尔多夫手下担任柏林警察局的副局长。谣传星期四他也在班德勒街遭到枪决。战前我在东普鲁士见过他，还记得他年轻时的模样。虽然他曾经是纳粹党员，却早已唾弃当今的政府。昨晚亚当告诉我，他见到了施陶芬贝格的秘书，她描述弗里茨如何奔出他在陆军总部的临时办公室，但在走道上背后中弹受伤，然后被拖进中庭遭枪决毙命。

结果这是讹传。舒伦堡在班德勒街被捕，成为第一批上“人民法庭”受审的人。被判死刑，1944年8月10日被绞死。

下午，我们都睡了个午觉，因为压力令人疲倦。之后，罗玛莉告诉我，戈特弗里德从他办公室壁柜里拿出两大包东西给她看，他不知该如何处理。她问那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他说是“做炸弹剩下来的炸药”。她求他赶快扔掉，因为当局一定很快就会来搜，他却不肯，说当初这些炸药非常难弄到，他想留到下次再用。最后她说服他，把包裹藏到地窖里。

打电话给亚当，他仍然没事。和珀西·弗雷吃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