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子

开往纳伊的市内小火车过了马约城门，正沿着林荫大道驶向塞纳河畔。小车头拉着一节车厢，用汽笛声赶走路上的障碍。它喷着蒸气，呼哧呼哧喘息，真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一个人；活塞里发出急速的咚咚声响，又好似铁腿在奔跑。傍晚，大道上溽暑熏蒸，虽然没有一丝风，路面上却扬起粉笔末似的白色尘土，密密麻麻，又呛人又滚热，粘在你汗湿的皮肤上，眯你的眼睛，一直钻进你的肺里。

大街两旁，有许多居民在门口透空气。

车上的玻璃窗都放下来了；所有窗帘在疾驶带起的风中飘动。车厢里只有少许几位乘客，只因天气太热，大多乘客爱待在顶层和外面平台上。有一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胖太太，是住在郊区的小市民，她们不懂得高雅，就拿装模作样来充数。还有一些坐腻了办公室的先生，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们脸色蜡黄，弯腰驼背，一边肩膀显得高些。他们那愁苦惶遽的面容，表露他们有家庭烦恼，经常拮据，也表露彻底化为泡影的早年的希望，加入了衣衫褴褛的穷鬼大军：他们在巴黎边缘辟垃圾场安家，住在刷白灰的破房子里，过着紧巴巴的日子。

紧挨车门坐着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他的脸膛虚胖，便便大腹垂到叉开的双腿之间，那身黑色服装上佩戴着勋章绶带。同他聊天的人又细又高，衣冠不整，穿了一套极脏的白色斜纹布服装，戴着一顶破旧的巴拿马草帽。那个矮胖子说话吞吞吐吐，犹犹豫豫，有时真像个结巴，他就是海军部主任科员卡拉望先生。那个瘦高个儿从前在商船上当卫生员，后来到弯路圆点广场附近定居，用他海上生涯仅余的一点模糊的医学知识，为当地的穷百姓治病。他叫舍奈，要别人称呼他“大夫”；关于他的品行也有不少传言。

卡拉望先生始终过着规范的机关职员的生活。三十年来，他一成不变地上班，每天早晨走同一条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遇到同样去上班的人，傍晚下班还是走同一条路，又遇到眼看着衰老的同样的面孔。

每天，他到圣奥诺雷郊区大街口，花一文钱买份报纸，再买两个小面包，然后走进部里大楼，那神态活像个投案自首的犯人，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心里惶恐不安，总担心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疏漏而遭训斥。

他这种单调的生活规律，从来没有发生任何变故；因为，除了办公室的事务，除了升级和奖金，任何事件都与他无关。他早已不在乎嫁妆，娶了一位同事的女儿，但无论在部里还是在家里，他只谈公事。他那头脑在日常办公中逐渐萎缩而愚钝了，除了与部里有关的事情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念头，没有其他希望和梦想了。不过，他的科员生涯的满足感，总掺杂一种扫兴的苦涩滋味：那些海军军需官，因为军装上的白条纹而得了“白铁匠”诨号的家伙，一调进部里就当副科长或科长；他和妻子都同样愤愤不平，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就大谈特谈，摆出种种理由证明，让那些命该在海上漂泊的人到巴黎来任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极不公道的。

不知不觉中一生度过去了，现在他年事已老。他出了校门，就跨进机关门，从前他见了就发抖的学监，如今换成了他怕得要死的上司。他一到那些室内暴君的门口，就从头到脚打哆嗦；由于长期处于这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他就形成了一种笨拙的举止，见人低声下气，说话也神经质似的口吃。

他对巴黎的了解，多不过每天由狗领到同一门檐下讨饭的一个瞎子。他在小报上看到什么事件和伤风败俗的社会新闻，也认为是编造的离奇故事，专供小职员消遣。他一贯奉公守法，是个没有明确见解的保守派，但敌视“新事物”，凡遇政治新闻，他都略过去，不过他那小报刊载政治新闻时，总要被某一方收买而歪曲事实。每天傍晚，他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回家，望着熙来攘去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马，那神态就像一位游客穿越遥远而生疏的异域。

就在这一年，规定的三十年服务期满，一月一日那天，他得了一枚荣誉团勋章。须知在这种军事化的机关里，那些被锁在绿皮卷宗上可悲的苦役犯，经过长期而惨苦的劳役（即所谓“竭诚效力”）之后，就会得到这种奖赏。这一出乎意料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有了更高的新看法，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习俗。从那以后，他不再穿杂色裤子和奇装异服，换上黑色裤子和礼服，这才配得上勋章的宽宽绶带，同时，他每天早晨刮脸，更加仔细地修指甲，隔一天就换一次衬衣，总之，转瞬之间，卡拉望换了一个人，衣冠整洁，有了威仪，又能谦和待人，他这样注意风度礼仪，尊重他所跻身的国家“勋位团”，也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