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子（第2/10页）

他回到家里，总把“我的勋章”挂在嘴边，这种自豪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简直不能容忍别人的扣眼上挂别的勋章，见了外国勋章更是火冒三丈：“不能让他们在法国佩戴出来。”他尤其恨每天傍晚在小火车上遇见的舍奈大夫，怪他戴一枚白不白蓝不蓝、黄不黄绿不绿的什么勋章。

从凯旋门到纳伊门这段路，他们俩的谈话也总是相同的。这天同往日一样，先谈到他们俩都憎恶的本地的种种弊端，而区长却尸位素餐。继而，卡拉望就把话题转到疾病上来，这是同一位大夫在一起所必然谈到的，他指望借闲谈之机，能免费捡到一点小教益，如果不动声色，问得巧妙，说不定还能得到一次诊断。况且，近来他母亲的状况令他担心，时常昏厥，许久才醒来，年已九旬却不肯求医。

母亲高寿，卡拉望说起来总要动情，一再对舍奈大夫说：“你能经常见到这样长寿的人吗？”他喜滋滋地搓着双手，这倒不见得他盼望老太太永远活在世上，而是因为母亲长寿对他是个好信号。

他还说道：“唔！我们家的人寿命都很长，因此，我敢肯定，如果不出意外，我会活到很老。”

卫生员以怜悯的目光看了看身边这个人，打量一下对方红赤赤的脸庞、肥嘟嘟的脖颈、垂到肌肉松懈的胖腿之间的大肚子，以及这个老科员容易中风的软塌塌的圆身材，这才掀了掀扣在头上的那顶灰不溜秋的草帽，嘿嘿一笑，答道：“不见得吧，老兄，令堂身体精瘦，而您却胖得像个皮球。”卡拉望心里一阵慌乱，便不做声了。

这时，小火车到站了，两个伙伴下了车。舍奈先生提议到对面环球咖啡馆，请喝一杯苦艾酒。他们俩常去那里，同老板挺熟。老板从柜台的酒瓶上面伸出两根手指，他们俩握了握，又走过去，瞧瞧从午间起就坐在那儿打多米诺骨牌的三位牌友。彼此亲热问候，也少不了打听一句：“有什么新闻？”然后，打牌的人又接着打牌，等这两位告辞的时候，他们头也不抬，只伸出手来；这两位握手告别，就各自回家去吃晚饭了。

卡拉望住在弯路圆点广场附近，是一座三层小楼，楼下开了一家理发店。

这套住宅有两间卧室，有餐室和厨房、几把重新胶合的椅子，按照需要从这间屋拖到那间屋。卡拉望太太的全部时间，都花费在打扫这套房子上；而十二岁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和九岁的儿子菲力浦－奥古斯特，则在大街的阳沟里，同本街道的所有顽童追打嬉戏。

卡拉望的母亲安置在楼上，她在这一带是出名的小气鬼，而她这人也精瘦，因此有人说，上帝把她精打细算的原则用到她本人身上了。她总好发脾气，没有一天不吵架，不大发雷霆的。她从窗口骂站在门口的邻居，骂蔬菜小贩、清道夫和孩子。孩子要报复，就等她出门的时候，远远跟着她，边走边喊：“老——妖——精！”

有个女用人干家务活，她是矮小的诺曼底人，粗心大意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睡在三楼上，挨着老太太，怕老太太有个三长两短。

卡拉望回到家中时，他那患有洁癖的妻子，正在用一块法兰绒擦拭几把散放在空荡荡几间屋里的红木椅子。她总是戴着线手套，脑袋扣一顶便帽，帽上缀饰的五颜六色缎带时时滑落到一侧耳朵上。她打蜡，擦拭或者洗刷，让人撞见时就总是这么说：“我不是富人，我家里整个陈设很简单，而我的豪华就是洁净，这也不亚于别种豪华。”

她天生就务实，有了准主意绝不改变，在大小事情上都是她丈夫的向导。每天夜晚，先是在餐桌上，然后又到床上，夫妻要长时间议论办公室的事情。丈夫虽然比妻子大二十岁，但是就如同向神父忏悔一样，什么事情都要告诉妻子，都要听从妻子的主意。

卡拉望太太从来就谈不上姿色，她又矮又瘦，现在可以说相貌丑陋了。这也怪她不会打扮，总是抹煞她那微弱的女性特征，如果穿戴得巧妙得体，本来应该突显出来。她的裙子似乎总扭向一边；她还爱在身上东抓抓西搔搔，也不管在哪儿，不管有什么人在场，这种习惯几乎成为怪癖了。在家里，她通常戴着自以为很漂亮的软帽，帽顶缀饰一大簇丝绸彩带，这是她想到的唯一装饰物。

她一瞧见丈夫回来，立刻直起身，亲了亲他的颊髯，说道：“亲爱的，你想着去波坦店了吗？”（这是他答应过的事。）他吓坏了，一下子倒在椅子上：这是他第四次忘记了。“真糟糕，”他说，“太糟糕了。这件事，一整天我都想着，可是没用，一到晚半晌总要忘掉。”看他那样子很难过，于是妻子安慰道：“明天想着就是了。部里没有什么新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