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

献给阿奇尔·贝努维尔先生（注：阿奇尔·贝努维尔（1815—1891），法国风景画家。)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来求我们施舍，我的伙伴约瑟夫·达弗朗什居然给了他一百苏的银币。我不免惊诧，他便向我解释说：

“看到这个可怜的人，我就想起一段往事：那段往事时时萦绕我的心头，现在讲给你听听吧。”

我的家原籍是勒阿弗尔，家境并不富裕，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家父有一份工作，下班回家很晚，薪水却不高。子女除了我，还有两个姐姐。

生活这样拮据，家母十分气恼，对丈夫说话时常尖酸刻薄，含沙射影地损人。碰到这种情况，我那可怜的父亲总有一个令我难过的习惯动作：他张开巴掌，抹一把额头，仿佛要抹掉一滴并不实存的汗水，但是根本不应声。我能感到他既痛苦，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家里生活无处不节俭，从不接受人家请吃饭，以免回请；吃穿用品，也一向买清仓大降价的东西。两个姐姐身上穿的，要由她们自己动手做，买十五生丁一米的饰带，她们也要讨价还价好半天。每天的饭食，总是肥油汤和烧牛肉，仅仅变换调味汁。据说，肥油汤和牛肉富有营养，有益健康，然而我还是愿意换样吃吃。

我的衣服掉了扣子，裤子扯了口子，不挨一顿痛打，也挨一顿臭骂。

不过，每逢星期天，我们全家都穿得像模像样，到防波堤上去散步。父亲身穿礼服，头戴礼帽，还戴着手套，让我母亲挽着手臂；母亲则打扮得花枝招展，活似节庆时挂满彩旗的轮船。我那两个姐姐总是最先穿戴好了，只等一声令下就出发。然而，就在要出发的当儿，总会发现一家之主的礼服上还有个脏点，于是又一阵忙乱，赶紧用布头蘸汽油把脏点擦掉。

父亲仍然戴着大礼帽，衬衣袖子露在外面，等着擦洗完礼服；而母亲则手忙脚乱，要戴上近视眼镜，怕弄脏手套还得脱下来。

一家人终于庄严郑重地上路了。我那两个姐姐挽着手臂，走在前头。她们都到了出嫁的年龄，自然要让她们向全城炫耀姿色。我和父亲一左一右，走在母亲的两侧。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在星期天那种例行的散步中，我那可怜的父母神态特别拘板，举止特别凝重，腰身直挺挺的，双腿直绷绷的，步伐庄严地向前行进，就好像他们的仪态会决定一件极其重大事情的成败。

每逢星期天，只要看见巨轮从陌生的远方国度返航进港，父亲总要一成不变地发出同样的感叹：

“嘿！如果于勒在那船上，那多叫人惊喜啊！”

我的叔叔于勒，父亲的同胞兄弟，从前是全家的祸星，后来却成了全家唯一的希望。从小我就总听家里人谈论他，都听得烂熟了，就觉得见面时，一眼准能认出他来。他动身去美洲之前的那段生活，我也了如指掌，尽管家里人一提起他那段生活的表现，总要压低了嗓门儿。

据说，他早先不务正业，换句话说，他挥霍掉一些钱财，这在穷人家里可罪莫大焉。如果是有钱人家，一个人吃喝玩乐，就只说“干蠢事”而已，只会被人笑称“花花公子”。然而，在生活穷苦的家庭里，一个小伙子胡闹，逼父母拿出了全部家当，那就成了败家子，成了无赖，成了混账东西。

虽是同样败家，但应区别对待，因为，只有后果才能确定行为的严重性。

总而言之，于勒叔叔挥霍光自己应得的遗产，还毁掉一大部分我父亲指望的份额。

按照当时惩罚的惯例，他被送上一艘去美洲的商船，离开勒阿弗尔去纽约了。

我的叔叔于勒一到美洲，就做起了生意，不知道经营什么，而且过了不久，他就写信告诉家里，他已经赚了一点儿钱，并希望日后能弥补给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让全家人都激动万分。于勒，这个被大家说成毫无用处的废物，突然变成了一个正派人，有良心的人，达弗朗什家一个真正的成员，同达弗朗什家所有人一样诚实可信。

此外，一位船长还告诉我，于勒租下了一个大店铺，生意做大了。

两年之后，他在第二封信上告诉我们：

“我亲爱的菲力浦，写此信为报平安，我的身体健康，你不必挂念。生意也很顺利。明天我动身去南美洲，此行时间会很长，或许数年不能通音信。如果我未能写信给家里，你也不必担心。一旦做生意发了财，我就返回勒阿弗尔。但愿为期不会太久，我们就能欢聚一堂，过上幸福生活……”

他这封信成了全家的福音书。我们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念念，一来人就拿出来显示显示。

果然，有十年时间，于勒叔叔没有再给家里写信了。但是我父亲的希望，随着岁月的流逝却反而与日俱增；我母亲也经常这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