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第6/8页）

在《大街》中，辛辣的嘲弄、机智的讽刺，简直可以说俯拾即是。无论是写人物的外貌特征，还是他们的内心世界，路易斯常常在夹叙夹议中运用一些妙趣横生的譬喻，不仅显得幽默诙谐，而且又是那样自然妥帖，一点儿不露斧凿痕迹。

下面信手拈来，列举一些例子试加说明。

卡萝尔初到戈镇，觉得镇上文化气氛很差，就想先从自己丈夫身上着手做起，不妨教他念一些诗歌作品。殊不知肯尼科特一听到她念诗，呵欠就来了，虽然过去上学时背过一些诗，但如今早已忘得精光，竟把华兹华斯的诗误说是丁尼生所作，闹出颠三倒四、张冠李戴的笑话来。这是卡萝尔始料不及的，怨不得她要对肯尼科特这样说道：“噢哟哟，原来你是个大萝卜头，我真不该硬是让你冒充晚香玉。”

妇女读书会是久恩尼塔之流的年轻少奶奶们自炫学问渊博、附庸风雅而组织起来的所谓文化团体，是戈镇上流社会这座“高楼大厦”上的一道“彩绘飞檐”，无疑是一种点缀。有一次，妇女读书会讨论英国诗歌问题，上自莎翁、拜伦，下至丁尼生、吉卜林，不到半天工夫，都算“研究”过了，可以一劳永逸地标榜有“诗意”了。这些精通家务的年轻少奶奶“认为自己对于文化嘛，好像已经撒上了一把盐，腌过了，就像火腿一样可以挂起来啦”。

在路易斯的笔下，肯尼科特的舅舅舅妈，既是假惺惺地笃信上帝的圣徒，又是地地道道的市民典型。惠蒂尔舅舅嘴里“老是淌着涎水”，令人见了作呕，贝西舅妈的“嘴唇一张开来，简直就像橡皮圈那样富于弹性”。他们老两口有时候说起话来，“贝西舅妈嘀嘀咕咕的声音，如同一把扫帚窸窸窣窣地在扫，惠蒂尔舅舅嘟嘟囔囔的声音，就像一把拖把咯噔咯噔地在拖。”他们俩凭自己特有的嗅觉，早就从外甥媳妇身上闻出了她那些离经叛道的气味。有时候，他们索性坐下来，津津有味地想尽办法要把她的那些令人觉得可笑的思想都套出来，存心拿她来开心解闷。他们这种幸灾乐祸的丑态，被路易斯在小说里写成“活像星期六下午逛动物园观赏猢狲的游客，当那些相当高贵的兽类忍不住瞠目而视的时候，他们却指手画脚，挤眉弄眼扮鬼脸，吃吃地傻笑不止”。

新到戈镇开设女服店的斯威夫特韦特太太，是个妖艳怪异、招蜂引蝶的女人。她穿的那条方格子裙子色彩刺眼，腮帮子上的胭脂粉抹得也太厚，两片嘴唇涂得鲜红耀眼。她自以为这样梳妆打扮就能装作城里的阔太太，结果反而显得土里土气，不堪入目。“看起来她活像个地地道道的离婚女人，明明是年过四十、目不识丁的婆娘，偏要打扮成三十岁上下、聪明伶俐、楚楚动人的模样儿。”用路易斯的评语来说，斯威夫特韦特太太“简直虚假透顶，明明是一块玻璃，硬要冒充一颗钻石”。

博加特太太原是戈镇教会牧师的遗孀，自命为虔诚的浸礼会教友，口口声声念叨《圣经》上的“十诫”，实则是惹不起的泼妇恶婆子。在《大街》中作者用了大量篇幅对她的德行做了精彩的描写。这里只说一点，即作者在形容她特别肥胖的身躯这一外貌特征时，把她譬喻为一只平时“怒咻咻、气呼呼”，但礼拜天却“肥嫩诱人”的“老母鸡”。当博加特太太整日削尖脑袋，四处打听人家的“秘闻”时，作者又这样写道：“第二天，博加特太太急匆匆跑来串门了，瞧她那副神气，活像一只老母鸡正在四处细心啄寻面包屑似的。她满脸堆笑，叫人一看就知道是虚情假意。二话没说，她就像老母鸡寻食一样开始乱啄起来。”先是“细心啄寻面包屑”，接着“开始乱啄起来”，单单这么两句话，就画龙点睛地把博加特寡妇专爱打听人家隐私而又乐此不疲的德行全都勾勒出来了。不过在戈镇这个弹丸之地，类似博加特遗孀那样的“老母鸡”多得很，见了她们认为看不顺眼、有违她们市侩哲学的人，她们照例会疯狂地乱啄一气、致人以死命的。卡萝尔一看到最初自命不凡、颇有抱负，但后来深染“乡村病毒”，以至于消极颓唐的律师盖伊·波洛克的那种可怜相，就觉得“好比是眼睁睁看到一只蜂鸟的翅膀在流血一样”，可是盖伊·波洛克却意味深长地喟然叹道，“我可不是一只蜂鸟，我是一只鹰，一只用皮条拴起来的小鹰，被这些胖乎乎、懒洋洋的白色大母鸡乱啄得快要死了。”

像上面这样连类不穷、涉笔成趣的讽刺譬喻，在《大街》中随处可见，难以一一列举。一句话，除了曲折动人的情节，刚健有力、栩栩如生的描述以外，《大街》之所以深深吸引读者，原因恐怕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