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第3/6页)

她觉得自己跟这些外国移民一样,也在潜移默化地变成貌似好看、实则庸庸碌碌的人。一想到这里,她就非常害怕,很想起来反抗。

卡萝尔说,在许许多多小镇上,人们要是想保持体面,就得发誓在知识领域力求贫乏简单。每一个小镇上,除了五六个人以外,几乎人人都把极其容易形成的愚昧无知引以为荣。凡是“有智力”或是“有艺术素养”,或是按照他们所说的是“自炫博学”的人,反而都被视为自命不凡的、道德有问题的人。

虽然在施政纲领和合作社销售方面的大规模的实验,以及需要知识、勇气和想象力的冒险事业,确实已在美国西部和中西部着手进行,不过,并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搞的这些实验活动。在城市里,这些异端邪说只不过得到少数教师、医生、律师、工会成员和像迈尔斯·伯恩斯塔姆那样的工人支持罢了,事后他们往往因此遭到指责,被人讥笑为“狂热病”和“半瓶醋的空谈社会主义者”。报刊编辑和教会牧师,都会喋喋不休地对他们进行劝诫。那种安之若素的愚昧无知,就像乌云似的笼罩在他们头上,使他们感到郁郁不乐和无可奈何。

维达说:“是的……哦……你知道,我总觉得雷本来可以做一个呱呱叫的牧师。我认为他就是有一个笃信宗教的灵魂。我的天哪,要是他讲道,一定会精彩极了。我想,现在他要做牧师,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不过,我告诉他,卖鞋子照样可以造福人类吗——我心里正在纳闷,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应该组织家庭祷告会。”

卡萝尔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小镇,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毫无疑问,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小镇上不但死气沉沉,而且卑鄙可恶,此外还有着难以遏制的好奇心。在法国或西藏正如在怀俄明州或印第安纳州一样,这些特性都是世代相传,历久不衰。

可是,当一个国家处心积虑,力求清一色的标准化,渴望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市侩的时候,它的小镇早已无法继续保持乡土气息,镇上的人们再也不会在无知的庇荫之下躺下来睡大觉了。这个小镇——就是代表这样一股力量,它正在想方设法去征服大地,使高山大海为之失色,让诗人但丁来赞夸戈镇,并给大人物披上大学生的制服。这样一股力量,由于它非常自信,就会咄咄逼人地威胁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一个头戴褐色圆顶礼帽的旅行推销员妄想踩在中国哲人贤士的头上,竟把香烟广告贴在千百年来一直篆刻着孔夫子格言的古老拱门之上。

像这样一个社会,本来可以大量制造廉价汽车、便宜手表和安全刮脸刀片,但它偏偏还不感到满足,除非全世界都认为,生活的最大乐趣和目的,就是要坐上廉价的小汽车,大肆吹捧便宜手表,黄昏时分坐下来闲聊天,聊的不是爱情和勇气,而是安全刮脸刀片使用起来该有多么方便。

像这样一个社会,像这样一个国家,却是由许许多多小镇所决定的。最了不起的制造商——也不过是像萨姆·克拉克那样的忙人罢了。所有那些身体圆胖的参议员和总统,实际上,也都是一步登天的乡下律师和银行家。像这样的小镇,虽然它自以为是广大世界的一部分,并把自己跟罗马和维也纳相提并论,但它绝不会得到——也许使它变得伟大的——科学精神和国际主义思想。它只知道一个劲儿打听消息,以便发财致富,或者名噪一时。它的社会理想,缺乏伟大的气派、崇高的志向、高傲的姿态,而只是关心工钱便宜的厨子和暴涨不已的地产价格。它只会在小屋子里肮里肮脏的油布上打打纸牌,而不知道预言家们已经走上门廊,正在议论一些重大问题呢。

要是小镇上人人都像钱普·佩里和萨姆·克拉克那样心地厚道,那就大可不必再要它去寻求伟大的传统了。可是哈里·海多克、戴夫·戴尔、杰克逊·埃尔德这号人——就是这些忙忙碌碌的小商人,出于他们经商的这一共同目标,因而具有极大的势力,他们虽然自以为有远大抱负,但是他们却整天都离不开收银机和滑稽电影——就是他们使这个小镇成为枯燥无味的寡头统治的天下。

卡萝尔竭力要弄清楚戈镇的外貌为什么会这样丑陋不堪。她认为,原因在于这个小镇本身处处看起来都是大同小异,镇上的建筑马马虎虎,极不坚固,很像早年拓殖边疆的移民的村子,不会充分利用当地自然环境的特点,以致漫山坡上矮树丛生,湖滨胜地已被铁路截断,小溪两旁垃圾堆积成山,色彩过于单调沉闷,住房建筑千篇一律,都呈长方形,那些坑坑洼洼的街道,简直太宽太直,一刮大风就让人没处躲藏,而且从那里一眼就可以望到郊外的一片难看的荒地,绝对看不到迂回曲折、引人入胜的景象。这样宽敞的街道,要是两旁宫殿式的建筑耸然林立,一定会显得气势宏伟,相比之下,大街两旁典型的又矮小又破烂的店铺,不消说,越发显得寒碜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