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放地（第2/4页）

他说：“‘她是为我才留在了西伯利亚，为我断送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她愿意跟我过苦日子，所以我应当想方设法让她快活……’为了让太太高兴，他结交许多长官和形形色色的坏蛋。不用说，他就得供那帮人吃喝，家里还得有钢琴，沙发上还得有一条毛茸茸的巴儿狗——见它的鬼去！……一句话，他摆起阔来了，处处娇她、宠她。可是太太也没跟他过多久。她哪行？这地方满目的泥土和水，冰天雪地，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交际，而她是京城里一位娇贵的太太……她当然厌烦了。再说丈夫吧，不管怎么说，已经不是老爷，而是个移民流刑犯——谈不上体面了。记得过了三年，在圣母升天节[32]前夜，河对岸有人大呼小叫。我把渡船划到那里，一看——是太太，她蒙头盖脸遮得严严实实，身边站着一位年轻的老爷，一名文官。旁边还有一辆三驾马车……我把他们渡到这边岸上，他们坐上马车——转眼就没影了！不过他们还是让人看到了。一清早，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赶着双套马车飞奔过来。他问：‘谢苗，我妻子跟一个戴眼镜的老爷是不是过河了？’我说：‘过河了，你去野地里追风去吧！’他骑着马追去，追了五天五夜。后来我又把他送到河对岸，他倒在渡船上，拿头使劲儿撞船板，还号啕大哭。‘事情是明摆着的，’我说，还笑他，开导他，‘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能过日子！’他闹腾得更厉害了……后来他就盼望自由。妻子跑回俄罗斯去了，所以他一心想回去找她，把她从情人手里夺回来。从此，我的小老弟，他差不多天天骑着马跑邮政局，要么就进城找长官。他把呈文不断寄出去，递上去，请求赦免放他回家。他常提到，光是电报费他就花去了二百多卢布。他把地卖了，把房子抵押给犹太人。他自己的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脸色发黄，像个痨病鬼。他跟人说话的时候，哼哼哈哈个不停……还眼泪汪汪的。就这样为呈文的事他就折腾了六七年。不过现在还活着，又变得快活起来了——他迷上了新玩意儿。你猜怎么着？女儿长大了。他瞧着她，心疼她。她呢，说实在的，长得真不错：漂漂亮亮，黑眉毛，性情活泼。每个礼拜天父女俩总要一道去格林诺的教堂。两人紧挨着站在渡船上，她笑容满面，他呢，不眨眼地瞧着她。他说：‘是啊，谢苗，即使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能过日子。在西伯利亚也有幸福。你瞧瞧，我的女儿有多好！你跑出一千俄里恐怕也找不出一个像她这样好的姑娘。’我嘴上说：‘你女儿是好，这没错，真的……’心里却想：‘等着瞧吧……这妞儿正年轻，血流得正欢，她想过好日子，可是这地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后来，伙计，她果然开始烦闷了……她蔫下去，蔫下去，整个人都蔫了，病了，虚弱得不行。患上痨病了。这就叫西伯利亚的幸福！见他的鬼去！这就是西伯利亚人过的日子……他开始到处寻医问药，把大夫接回家来。只要听说三百俄里外有好大夫，有巫师，他就赶车去接他们。花在医生大夫身上的那个钱呀，就甭提了！依了我，不如把这些钱换酒喝……她反正治不好。等她一死，他也要完蛋。要么伤心得去上吊，要么逃回俄罗斯——事儿明摆着的。他真要逃跑，人家就会抓他，审他，判他服苦役，到时候就要尝尝鞭子的滋味了……”

“好，好……”鞑靼人嘟哝着，冻得瑟瑟发抖。

“好什么？”明白人问。

“妻子，女儿……苦役算得了什么，烦恼算得了什么，他总算见到了妻子，见到了女儿……你说什么也不要。可是什么也没有——糟！妻子跟他一块儿过了三年，这是老天爷开恩。什么也没有——糟；三年——好。你怎么就不懂？”

鞑靼人浑身哆嗦，搜尽枯肠回想着他所知道的有限的俄语词汇，结结巴巴地说：上帝保佑，千万别在外乡得病，死掉，埋进这片寒冷的铁锈般的泥土里。又说：只要妻子能来到他身边，只待一天，哪怕只待一小时，那么为了这种幸福，任什么样的苦难他都愿意承受。他会感谢上帝，过上一天幸福生活，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随后他又讲到，他留在家里的妻子多漂亮、多聪明。说着说着，他双手抱头，痛哭起来。他一再要谢苗相信：他丝毫没有罪，他受了冤屈。他的两个兄弟和叔叔赶走了农民家的几匹马，把那个老头打得半死，可是村社不凭良心办事，下了判决，把兄弟三个统统流放西伯利亚，叔叔是有钱人，倒留在家里了。

“你会习惯的！”谢苗说。

鞑靼人不作声了，一双哭红了的眼睛凝视着篝火。他一脸的迷茫和惊惶，仿佛至今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被流落到这里，置身于黑暗和潮湿之中，待在陌生人中间，而不是在辛比尔斯克。明白人挨着火躺下，无端冷笑一声，又轻轻哼起一支曲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