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

医院的后院有一座不大的厢房,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房子的铁皮屋顶已经锈迹斑斑,烟囱塌了半截儿,门前的台阶已经腐朽,长出草来,墙上的灰浆剥落,只留下斑驳的残迹。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面是田野;一道戳着钉子的灰色围墙把厢房和田野隔开。这些尖头上翘的钉子、围墙和厢房本身,无不给人一种独特的死气沉沉,千人怨万人咒的感觉,这样的外观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才有。

如果你不怕被荨麻刺痛,那就沿着一条通向厢房的狭窄的小道过去,眼前就会呈现这样一幅情景:打开第一道门,来到了外室,这里的墙下和炉子旁是一堆堆医院里的破烂狼藉。床垫、破旧的病人服、裤子、蓝白条纹的衬衫和一无用处的破鞋——所有这些皱皱巴巴的破烂混杂在一起,狼藉一地,正在霉烂,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

看守人尼基塔,嘴里衔着烟斗,老是躺在这堆乌七八糟的废物上。他是个退伍老兵,那身旧军服上的红领章早已褪色。他的表情严厉,脸色憔悴,两道下垂的眉毛给他的脸平添一副草原牧羊犬的神气,鼻子通红,身材不高,看上去瘦骨伶仃,青筋嶙峋,可是神态威严,拳头粗大。他属于那种头脑简单、唯命是从、忠于职守、愚钝固执的人,这种人最喜欢秩序,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因而深信:他们就得挨打。他打他们的脸、胸、背,不问什么地方,打了就算,相信不这样这里就会闹翻天。

再往里走,便进入一间宽敞的大房间,除去外室,整个空间全被它占了。这里的墙壁涂成污浊的蓝色,天花板熏得黑乎乎的,跟不装烟囱的农舍差不多。显而易见,到了冬天,里面的炉子日夜冒烟,煤气浓重。窗子的里边装着铁栅栏,面目丑陋。地板灰暗,粗糙。满屋子的酸白菜味、灯芯的焦煳味、臭虫和氨水味,这股浑浊的气味给人最初的印象是:仿佛进入了畜栏。

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在床上坐着、躺着的人都穿着蓝色病人服,戴着旧式尖顶帽。他们都是疯子。

里面一共五个人。只有一人贵族出身,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靠近房门睡的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褐色的小胡子亮闪闪的,泪眼模糊,托着头坐着,眼睛死死地盯在一个地方。他日日夜夜摇头晃脑,唉声叹气,一脸苦笑,满腹愁肠。他很少参与别人的谈话,问他什么,也很少搭腔。给他吃的、喝的,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声声剧烈而痛苦的咳嗽、骨瘦如柴的模样和脸颊上的潮红可以推断,他是个患肺痨的人。

第二位是个身材矮小、活跃而手脚不得闲的老头子,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一头乌黑的鬈发,黑人似的。白天他在病室的两扇窗子间不停地踱来踱去,或者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自己床上,像灰雀那样,不停地吹着口哨,或小声唱歌,嘿嘿地笑。他的这种孩子气的乐趣和活泼的性格,即使在夜里也有所表现:他常常爬起来向上帝祷告,也就是双拳捶胸,手指头抠抠门缝儿。他就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大约二十年前他因为帽子作坊起火被烧毁而神经错乱,成了疯子。

六号病房的全体病人中,只有莫谢伊卡一人被允许外出,甚至可以离开医院上街去。他很久以来就享受着这一特权,大概因为他是医院的老病号,又是个不伤人的文疯子,再者他已成了城里供人逗乐的角色。只要他出现在街上,就会立即被一群孩子和狗围住,人们对此情景早已习以为常了。他穿着难看的病人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有时光着脚,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来来去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门口站住,讨个小钱。有的给他格瓦斯,有的给点儿面包,还有人给个一戈比的硬币,所以他回来时通常已吃饱喝足,还发了点儿小财。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让尼基塔收了去归自己享用。这个老兵做起这种事来从不手软。他粗鲁地、气急败坏地把他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还呼唤上帝来作证,说他今后绝不再放犹太人上街,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就是不安分的行为。

莫谢伊卡喜欢帮助人。他给同伴端水,在他们睡着的时候给他们盖好被子,答应下次从街上回来送每人一个戈比,并且给每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勺子给睡在他左边的一个瘫痪病人喂饭。他这样做既不是出于怜悯,也不是出于什么人道方面的考虑,他只是无形中受了右边的格罗莫夫的影响,模仿他这么干的。

伊凡·德米特里·格罗莫夫是个三十三岁的男子,贵族出身,担任过法院民事执行员,属十二品文官,是个被虐狂。他要么缩成一团躺在床上,要么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像在活动筋骨,很少坐着。他老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焦躁、紧张之中。只要外屋里稍有风吹草动,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便立即抬起头,细听起来:莫非是有人来找他?把他抓走?这时他的脸上就露出极度惊慌和厌恶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