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重又回到了城里，住在一座二层楼的白房子里，它像一口能装很多死人的棺材。房子是新的，却有点像得了怪病那样全身浮肿，又像一个乞丐突然发了大财一下子吃胖了似的。房子的侧面向着大街，每一层都有八面窗户，房子的正面是四个窗户；楼下的窗户则朝向狭窄的通道和院子，楼上的窗户越过围墙可以看到洗衣工的小屋子和肮脏的冲沟。

我通常所认为的那种街道，这里是没有的。房前是一大片冲沟，其中有两个地方被土堤切断。冲沟的左边延伸到犯人劳改场，院子里的垃圾都倒在这里，于是沟底下积满了深绿色的脏水。右边，冲沟的尽头，是淤泥很多的“星星地”，散发着酸臭味。冲沟的中心正对着我们的住房，这里有一半地方堆满了垃圾，并长满了荨麻、野牛蒡、酸模；另一半地方被神父多里梅唐特·波克罗夫斯基辟为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用薄木板搭建的油了绿漆的亭子。如果有人拿石头扔在亭子上，那木板定会被砸碎。

这个地方极其枯燥，脏得无法容忍。秋天这块堆垃圾的黏土地被糟蹋得更严重，好像上面涂满了棕红色的焦油，一脚踩上去就被粘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地方竟堆上这么多的垃圾。过去我已经习惯了旷野、森林等干净的环境，这个城市的一角却让我感到愁闷。

冲沟后面是一道道破旧的围墙，在它们中间很远的地方有一座褐色的小房子，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时就住在这个地方。它离我那么近，更让我感到难受。为什么我又得住这条街呢？

我认得我的老板，以前他跟他弟弟常到我母亲那里做客，他那位兄弟老是可笑地尖着嗓子说：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俩还跟过去一个样：老大长着鹰钩鼻子，头发很长，外貌令人愉快，看样子比较和善；弟弟维克多依旧是一张马脸，满脸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祖母的妹妹）很爱生气，常常大喊大叫。老大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很丰腴，白得像个小面包，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刚来几天她就两次对我说：

“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带珠子的……”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相信她会送东西给人，也不相信母亲会接受她的礼物。当她第二次对我说送斗篷的事时，我就劝说她：

“你送了就不要夸耀了。”

她吃惊地从我身边后退了两步。

“什么？你在跟谁说话？”

她脸上布满了红斑，眼珠子突出，叫唤了她的丈夫。

她丈夫手里拿着圆规，耳朵上夹着铅笔，听见妻子叫唤，便走进厨房里来，对我说：

“你对她及所有的人都得以‘您’相称。说话不得无礼！”

然后又不耐烦地对妻子说：

“你不要因一点小事就来打扰我。”

“怎么是小事呢？如果你的亲戚……”

“什么亲戚，见鬼去吧！”老板大声喊道，走开了。

我也不喜欢这种人是外祖母的亲戚。根据我的观察，亲戚们之间的关系比外人还要坏，有什么坏事和可笑的事情彼此了解得比外人还要多，造起谣来更恶毒，吵架打架更是常事。

我倒有点儿喜欢老板。他老是优雅地把头一甩，把头发撩到耳朵后面去。这使我想起了那位“好事情”92，他经常高兴地微笑，一双灰色的眼睛显得温厚善良，鹰钩鼻子旁边的几条可笑的皱纹常常有趣地抖动几下。

“你们吵够了吧，两只野母鸡！”他对妻子和母亲说，温和的微笑中露出一口细小而坚实的牙齿。

婆媳天天吵架。我很奇怪，她们怎么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吵起来。从早晨起，两人头发没有梳，衣服也没有穿好，就开始在房间里折腾起来，好像是家里失了火似的。她们整天忙忙碌碌，只有在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会在桌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们吃得很多，喝得很多，直到喝得醉醺醺、累得筋疲力尽为止。吃午饭时，她们谈论吃食，懒懒地对骂几句，为大吵大闹做准备。不管婆婆做什么菜，媳妇总是说：

“我妈妈可不是这么做的。”

“不这样做，那一定做得不大好吃！”

“不，更好吃。”

“那你就找你妈去吧！”

“我是这里的主妇！”

“那我是谁？”

这时老板就出来干预了：

“够了，两只野母鸡！你们怎么啦，发疯了吗？”

这家人的一切都有说不清的奇怪和可笑：从厨房到饭厅要穿过住宅里唯一的一间又小又窄的厕所，送茶炊和菜饭到饭厅也得经过这里，于是厕所就成了各种笑料的对象，常常引出各种可笑的误会。往厕所的水槽里添水是我的职责。我睡在厨房里，正对着厕所的门，也挨近正门的门廊，我的头被炉灶烤得很热，门廊的风则直吹我的脚，我躺下睡觉时便把全部的粗地毯收在一起，盖住我的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