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2/12页）

大厅里挂着两面镜子，金色的镜框里装着《涅瓦》杂志作为赠品赠送的两张画，一对牌桌和十二把弯曲的木椅子，房间里空荡荡的，令人觉得乏味。小客厅里倒是塞满了各色各样的细软家具，几个玻璃柜里陈列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屋里装饰着三盏灯，一个比一个大。在黑暗的没有窗户的卧室里，除一张宽大的床之外，还立着一些衣柜和大箱子，从里面散发出一股烟叶和红花除虫菊的气味。这三个房间老是空着，一家人都挤在小饭厅里，彼此都很不方便。喝完早茶后八点钟，老板与弟弟便立即摆好桌子，摊上白纸，搁上仪器盒、铅笔、带墨汁的砚台，开始工作，一人坐在桌子的尽头，另一人坐在对面。桌子把整个房间都占去了，并时常晃动，保姆和主妇从育婴室出来时，身子都要碰着桌角。

“你们别在这里走来走去！”维克多大声嚷道。

主妇生气地对丈夫说：

“瓦夏，告诉他，别冲我大声喊叫！”

“可你也别碰着桌子。”老板温和地劝导她。

“我怀着孩子，这里又那么窄……”

“好吧，那我们到大厅去工作。”

但是主妇怒气冲冲地叫起来：

“天哪，干吗在大厅里工作？”

这时从厕所门后面探出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凶狠的被炉子烤红了的脸，她大声喊道：

“瞧，瓦夏，你在工作，而她占了四个房间还不能把小牛犊生下来。这个来自格列别什克的贵族太太，就那么点出息！……”

维克多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老板则大声喊道：

“够了！”

可是媳妇却用其恶毒而又善辩的口才，骂得婆婆狗血淋头，然后倒在椅子上，呻吟道：

“我走，我不活了！”

“你们别妨碍我工作，真见鬼！”老板气得脸色发白，怒吼道，“全家都疯了。知道吗，我为了你们腰都累折了！啊，你们这些野母鸡……”

起初，这种吵架使我害怕，特别是当女主人拿着餐刀跑进厕所里，把门扣上，关在里面疯狂咆哮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后来老板双手扶在门上，弓着背对我说：

“来，你爬上去把上面的玻璃打碎，把门钩挑开！”

我灵活地跳到他的脊背上，砸破了门上面的玻璃，但当我弯下身去时，女主人用刀把拼命打我的脑袋，不过我还是打开了门，于是老板一边打一边把太太拖进餐厅里，把餐刀从她手里夺下来。我坐在厨房里揉着被打的脑袋，并很快就明白过来，我白挨打了：那是一把很钝的刀子，连切面包也很困难，何况是人的皮肤，那是无论如何也切不破的；我也不需要爬在老板的背上，站在椅子上就可以把玻璃打碎；再说挑门钩的事，其实也不用我爬上去挑，大人的胳膊长，更方便。打从这件事之后，家里人的吵闹我再也不害怕了。

他们弟兄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常常是一边工作一边小声地哼哼。老大唱的是男中音：

我把姑娘心爱的戒指

掉——进了——大海里……

弟弟用男高音接下去：

丢掉了这枚戒指，

也就丢掉了我幸福的人生。

从育婴室里传来女主人轻轻的声音：

“你们疯了吗？小孩在睡觉呢……”

或者是说：

“你，瓦夏，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唱什么姑娘长姑娘短的歌了，干吗还唱这个？况且晚钟就要敲响了……”

“好吧，那我们就唱教堂里的歌……”

但是女主人又提醒他们说：“随便什么地方都唱教堂里的歌是不合适的，况且这里还……”她暗示性地指了指那扇小门。

“我们该换换住所了，要不，鬼知道会怎样呢！”老板说。

他也经常说，要换换桌子了，但连续说了三年也没有换。

听老板一家人议论别人时，我就想起了鞋店，那里他们也是这样地议论人的。我很明白，这些老板都认为自己才是城里最好的人，唯有他们知道处世为人的最准确的规则，并依据这种规则（我不懂这些规则）去对一切人进行无情的残酷的审判。这种审判使我对老板们的这种规则产生了强烈的憎恶和懊丧，从而破坏这种规则便成了我快活的源泉。

我的活很多：要干清洁女工的各种杂活，每周三要擦洗厨房地板，洗涮茶炊及铜制餐具，每周六要擦全部房间和两个楼梯的地，要把烧炉子用的木柴劈好，并搬过来堆放好，要洗餐具、洗菜，随女主人上市场，提着盛满菜蔬的篮子跟在她的后面，还要跑商店买东西，进药房买药，等等。

直接管我的人是我外祖母的妹子，一个喜欢唠叨、老要生气的老太婆，她起得很早，每天六点钟左右就起床，只穿一件衫衣，匆匆地洗把脸，便跪在圣像面前，久久地向上帝诉苦，抱怨自己的生活、孩子和儿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