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我在作坊里的职责不复杂：早晨，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得给工匠们准备好茶炊；工匠们喝茶时，我和巴维尔便去收拾作坊，把调配颜色用的蛋黄和蛋清分开，然后我就到铺子里去了。晚上我必须磨颜料和“观摩”手艺。刚开始时，我对“观摩”有很大的兴趣，但很快我就明白了，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分工很细的技术活都不喜欢，而且感到腻烦乏味。

晚上我有空闲时间，便给大家讲我过去在轮船上的生活，讲书里读到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中我便在作坊里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成了一个说书人和朗诵者。

我很快就明白了，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我那么多的见闻和知识，他们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从童年起就被关进了作坊这个狭小的笼子里，从那时起就一直待在里面。整个作坊的人，只有日哈列夫到过莫斯科。一谈到莫斯科，他就深有感触地皱起眉头说：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你得睁大眼睛，小心点！”

其他所有的人都只到过舒雅、弗拉基米尔。谈到喀山的时候他们都问我：

“那里有很多俄罗斯人吗，也有教堂吗？”

他们以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他们也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那边。

“乌拉尔的鲈鱼和鲟鱼不都是从那边、从里海运来的吗？那就是说，乌拉尔是在海上！”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嘲笑我，因为他们硬说英国是在大洋的彼岸，说波拿巴是卡卢加省的贵族出身。当我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他们时，他们还是不大相信我。他们全都喜欢听恐怖的童话，情节复杂的故事，甚至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也明显地宁肯听虚构的故事，而不喜欢真实。我看得很清楚，越是不可思议的事件，故事中的幻想越多，他们就越发听得认真。总之，现实生活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空想地巴望着未来，而不愿意看到贫困和畸形的现在。

这就更使我惊讶了。因为我已经极其尖锐地感受到了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斯穆雷、司炉工雅科夫、逃遁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以及日哈列夫和洗衣妇娜塔利娅等，这些活生生的人就在我的面前，而在书本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在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一本破旧的戈利钦斯基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布尔加林的《伊万·魏日金》和勃拉姆别乌斯男爵的一卷作品，我把这些书全都念给大家听了，他们都很喜欢。拉里昂内奇说：

“读书可以免除吵架和喧闹，这很好。”

我努力去找书，不停地找，并且几乎每天晚上都读。这是一些美好的夜晚。作坊里安静得像深夜一样。桌子上面挂着玻璃球，就像是白色的寒星，它们的光线照着伏在桌上的那些头发蓬乱的和光秃的脑袋上。我看到一张张平静的若有所思的脸，有时也听到一些赞扬书的作者或主人公的声音。大家都是那么专注，那么温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时我非常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很好。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了。

“我们有了书就像到了春天一样，诚如去掉防冻窗框，窗户即可自由开放了。”有一天西塔诺夫说。

很难弄到书，也没想到图书馆去借书，但我想尽办法，像叫花子似的到处求人，终于还是借到了一些书。有一天消防队队长借给了我一卷莱蒙托夫的作品。从此我开始感受到了诗歌的力量和它对人们的强大影响。

我记得，从读《恶魔》的前几行起，西塔诺夫就望着这本书，然后又看着我的脸，把画笔放在桌上，把长长的两条胳膊掖在双膝中间，摇晃着身体笑着，椅子在他的身下轧轧直响。

“静一点，兄弟们！”拉里昂内奇说着，也丢下了工作，走到西塔诺夫的桌子跟前——我正在这张桌子旁边朗读这本书。这首长诗使我很激动，让我感到既痛苦又甜蜜。我的声音断断续续，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已看不清诗行了；但使我更激动的是作坊里那种哑然无声、小心翼翼的氛围，整个作坊都在沉重地翻腾起来，像一块磁铁似的把人们都吸引到我的周围来了。我念完第一章时，几乎所有的人全都围在桌子四周，相互紧紧地挨着、拥抱着，皱着眉头笑着。

“念下去，念下去。”日哈列夫把我的脑袋按在书上说。

我念完了，他把书夺过去，看了看书名，把它挟在腋下宣布说：

“这本书要再念一遍，你明天再念，书我藏着。”

他走了，把莱蒙托夫这本书锁在自己桌子的抽屉里马上就干起活来了。作坊里一片静寂，大家都小心地回自己的工作台上去。西塔诺夫走到窗前，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站着发愣。日哈列夫放下画笔，严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