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第3/7页）

这个又脏又臭、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儿笃信上帝达到令人讨厌的地步。他无恶不作，常把作坊的事情向掌柜告密。由于老板娘有意招掌柜为女婿，所以掌柜就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作坊和所有人的主人了。全作坊的人都恨他，但又怕他，因此也怕戈果列夫。

巴维尔狂热地千方百计地捉弄这个模压工，不让他有一分钟的安静，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方面我也全力支持他。作坊里的人看见我们几乎总是用无情而粗野的方式对待他，也都挺快乐，但也警告我们说：

“孩子们，你们会吃亏的！‘小甲虫库兹卡’会把你赶走的！”

“小甲虫库兹卡”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起的绰号。

警告并没有吓住我们。趁模压工睡着的时候，我们在他脸上抹上颜料。有一回他喝醉睡着了，我们把他的鼻子涂成了金色。他一连三天都没能把鼻孔里的金屑去掉。每次当我们成功地把老头儿激怒之后，我就想起了轮船，想起那个矮小的维亚特省的士兵，心里便感到不安。戈果列夫尽管年纪大了，但力气还很大，他常常出其不意地抓住我们，将我们痛打一顿，打了我们后还要去向老板娘告状。

老板娘也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因此她平时总是很和善很快乐，并总是吓唬我们，用胖胖的手敲着桌子大声说：

“小鬼们，你们又淘气了？他年岁大了，应该尊敬他！是谁往他杯子里倒煤油来着？”

“是我们……”

老板娘惊讶地说：

“天哪，他们居然还自己承认哩！该死的东西……应该尊重老人！”

她把我们赶开。晚上她告诉了掌柜。掌柜生气地对我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读书，甚至还读圣经，却干出这种胡闹的事情，为啥？你可要当心，老弟！”

老板娘是个单身女人，很是可怜。她常常喝着甜酒，坐在窗前吟唱：

没有一个同情我的人，

也没人对我表示可怜，

谁也不知道我的苦恼，

我向谁诉说我的悲凄。

接着她便呜咽地拉长其衰老的颤音：

“唉——哟——哟……”

有一次，我看见她手里提着一壶煮开了的牛奶走到楼梯边，突然脚一歪跌倒了，笨重地沿着楼梯一级一级滚下去，可是手里仍然没有扔掉牛奶壶，牛奶泼在她的衣服上，她却伸直两只手，生气地对奶壶嚷道：

“你怎么啦，魔鬼？你要到哪里去？”

她不胖，但全身松弛得软绵绵的，像一只已不能捕鼠的老猫，由于保养得好，身体有点笨重，只会哼哼着，甜蜜地回忆自己往日的成功和快乐。

“瞧，”西塔诺夫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说，“过去是家大业大，一个很好的作坊，操持这个家业的是聪明人，可现在一切都不行了，一切都落到库兹卡手里了！我们干活呀，干活，全都是替别人卖力！想到这一点，脑子里的发条便突然断了，什么也不想干了，真想对这一工作啐一口唾沫，然后爬到屋顶上去，在那里望着天空，躺他一个夏天……”

巴维尔·奥金佐夫也有西塔诺夫的这种思想。他学着成年人的姿势抽卷烟，抽象地议论上帝啦，酗酒啦，女人啦，还说任何工作都毫无意义，因为虽然一些人在劳作，而另一些人却在破坏人家的劳动成果，不珍惜它，不理解它。

这时候，他那张尖削的可爱的脸就会皱起来，像一个老人。他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床位里，双手抱着膝，久久地望着蔚蓝色四方形的窗口，望着堆满积雪的房顶，望着冬日天空中的星星。

工匠们有的在打鼾，有的像牛一样发出哞哞的叫声，有的在含混不清地说梦话。达维多夫躺在高板床上不停地咳嗽，快要结束他的余生了。那些被睡眠和醉酒捆住了的所谓“上帝的奴仆们”卡宾久兴、索罗金和彼尔申，身体挨着身体，横七竖八地躺卧在屋角里；而那些没有脸，没有手脚的圣像则从墙上望着大家。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浓浊的干性油、臭鸡蛋和地板缝里冒出来的腐臭味。

“上帝啊！我多么怜惜大家呀！”巴维尔小声地说。

这种对人的怜惜，越来越让我感到不安。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们两人都认为，所有的工匠都是好人，生活却过得不好，枯燥苦闷得受不了，他们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房屋、树木、大地上的一切都在摇晃、哀号、哭泣，大斋日的钟声在悲鸣，寂寞像波浪似的涌进了作坊，铅一样沉重地打压着人们，把他们身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压死，然后把他们赶进酒馆里去，赶到女人那里去，因为女人也跟酒一样，成了他们忘却一切的手段。

在这样的夜晚，书也帮不上忙了。于是我和巴维尔便竭力用自己的办法来让大家高兴，我们把烟煤、颜料涂在自己脸上，带上亚麻做的假胡须，演出我们自己编造的各种喜剧，英勇地与烦闷作斗争，强使大家开颜。我想起了《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这本书，便把它改编成对话，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在那里进行即兴表演，开心地把假想中的瑞典人的脑袋砍下来。观众们都乐得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