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第10/11页）

“仁——爱……”

克洛普斯基生气而又厉声地喊道：

“没有仁爱！我们将由于爱或是在为爱的斗争中死去，反正都一样，我们注定要死亡……”

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进房间里对副教授说：

“你就问问他吧，他想要什么？问问他，他需要对人们的爱吗？”

副教授用满含泪水的眼睛看了看我，笑起来。

“这是个卖面包的！我欠他的面包钱。”

他摇晃了一下，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钥匙，并把钥匙递给我：

“去，把钱都拿去吧！”

可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却从他手里把钥匙接了过去，向我挥一下手。

“你走吧！以后再给你钱。”

接着他把从我这里拿去的面包扔在屋角的长沙发上。

他没有认出我来，这使我感到高兴。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想着他那句由于爱而死去的话，从内心里感到厌恶。

不久后，我听说他曾向他寄住的那家的一位姑娘求爱，就在同一天，又向另一位姑娘求爱，姐妹俩彼此把高兴的事说出来时，知道了原委，于是恨死了这个“钟情人”。她们吩咐看院子的人通知这个求爱者立即从她们家滚出去。从此他就在这个城市消失了。

爱和仁慈在人们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可怕而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早就产生了，开始时比较模糊，没有定型，但内心里却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后来才以明确的词语表达出来：

“爱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读过的所有的书都充满基督教的理念和人道主义思想，充满同情人的哀号。当时我所熟悉的优秀人士也都满腔热情、非常动听地谈论着这个问题。

然而我直接观察到的一切却几乎完全不是对人的同情。现实生活在我面前展示的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仇视和残忍，是接连不断的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进行的龌龊的明争暗斗。我个人只需要书籍，其他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没有意义。

只要你到大街上或大门口坐一坐，你就会明白，所有那些马车夫、清道夫、工人、官吏、商人，都不像我和我所敬爱的知识分子那样生活，他们不想过这种生活，走的是另一条路。我所敬爱和信任的那些人都非常孤独，性情孤僻。在大多数人中间，在像蚂蚁筑巢那样的肮脏而又狡诈的工作中间，他们是多余的。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是愚蠢的，烦闷死了。我常常看到，人们说的仁慈和博爱只是口头上的，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屈从于社会的生活秩序。

我觉得生活真是很难啊！

有一天，那个由于水肿病而变得又黄又肿的兽医拉夫洛夫喘着气对我说：

“应当强化残暴性，让所有的人都因它而变得筋疲力尽，让所有人都厌恶它，就像厌恶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

这年的秋天来得很早，秋雨绵绵，颇有寒意，有许多人生病，有许多人自杀。拉夫洛夫由于不想等着被水肿病窒死，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自己是兽医，到头来也跟牲畜一样死去！”拉夫洛夫的房东梅德尼科夫在给他送葬时这样说。梅德尼科夫是个裁缝，身体比较瘦弱，笃信宗教，他能熟记所有的圣母赞美诗。他经常用三根皮条抽打自己的孩子——七岁的女孩和十一岁的男孩，打老婆则用竹子打她的腿肚子，并抱怨说：

“调解法庭谴责我，说我这一套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可是我除了在广告上和电影上，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

在他裁缝铺的工人中有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罗圈腿，人们给他取个绰号叫“顿卡老公”，他谈起自己的老板时说：

“我害怕笃信宗教的那些温顺的人。暴躁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总还有时间躲避他；而温顺的人却像草丛里的一条看不见的阴险的蛇，冷不防就在你最坦白的心窝上咬一口。我害怕温顺的人！”

“顿卡老公”也是个温顺而又狡猾的人，他既善于挑拨离间，又会讨好梅德尼科夫，不过他说的这些话却是实情。

我有时觉得，温顺的人就像苔藓；苔藓能使岩石软化，滋生出花果；温顺能使生活中的铁石心肠变得温和。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我看到了许多温顺的人的另一面，看到了他们对无耻之徒的巧妙的适应能力，难以捉摸的多变性和随机应变、见风使舵的圆滑手段，以及像蚊虫那样的诉苦——这一切使我感到自己像一匹被绊住的马陷入了一群牛虻的包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