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爱丽丝以为那种下作的音乐（它在伊利诺伊比在这儿更糟）跟那些在第五大道上游行示威的沉默的黑女人、黑男人有关，他们对圣路易斯东区的二百人死亡表示愤怒，其中有两个是她的姐姐和姐夫，在暴乱中被打死了。这么多白人被杀，报纸都不愿报出数字。

有人说暴徒是曾在全肤色部队（各种肤色的士兵都有的部队。）打过仗的心怀不满的退伍兵，YMCA（即“基督教青年会”。）拒绝为他们服务；他们这儿那儿地到处都是，回到家乡又赶上了白人暴力活动，比他们入伍时还要激烈，不像他们在欧洲打的战役，在国内打仗既残酷又完全没有荣誉。还有人说暴徒是些白人，被南方黑人涌进城市、找工作、找住房的浪潮给吓坏了。有几个人想了想说，对工人的控制是多么完美，他们（像桶里的螃蟹，不需要盖子，也不需要棍子，甚至不需要监督）谁也不能从桶里出来。

然而，爱丽丝相信自己比谁都更知道真相。她的姐夫不是退伍兵，而且在大战以前就住在圣路易斯东区。他也不需要一份白人提供的工作——他拥有一个台球厅。实际上，他甚至没有参与暴乱；他没有武器，没在大街上跟人狭路相逢。他被人从一辆有轨电车上拖下来活活跺死了。爱丽丝的姐姐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回到家里尽量忘掉他内脏的颜色，这时，她的房子被点燃，她在火焰中被烧焦了。她唯一的孩子，一个叫多卡丝的小女孩，在马路对面的好朋友家睡觉，没有听见消防车从街上呼啸而过，因为人们呼救的时候它没有来。可是她肯定看到了火焰，肯定看到了，因为整条街都在叫喊。她从来没说过，没说过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话。她在五天之内参加了两次葬礼，从没说过一句话。

爱丽丝心想：不对。不是世界大战和心怀不满的退伍兵；不是聚集起来要工资、挤满了大街的成群结队的黑人。是音乐。肮脏、下作的音乐，女人们唱着，男人们弹奏着，男男女女都随之起舞，要么无耻地紧贴着，要么就发了疯似的分开跳。爱丽丝深信这一点，米勒姊妹在厨房里喝着杯子里的“泼斯吞”时也这样想。那音乐净教人干不理智、不规矩的事。光是听见那音乐就跟犯法没有两样。

第五大道的游行中一点那个东西也没有。只有鼓声，还有黑人童子军在向戴草帽的白人散发说明传单，这些人需要知道冰冷的面孔已经知道了的事情。爱丽丝捡起一张飘向人行道的传单，读了上面的话，在路边石上换了换支撑脚。她读一遍传单，看一看多卡丝；看一看多卡丝，再读一遍传单。她读的那些话好像很疯狂，不着调。有个什么巨大的裂口直插在字和孩子中间。她瞥过来看过去，费力地找着某种联系，找着能缩短默默凝视的孩子与含混疯狂的文字之间距离的东西。这时，突然间，仿佛一根救命的绳索抛来，那鼓声跨过了这个距离，把他们都聚拢起来、联系起来：爱丽丝，多卡丝，她的姐姐和姐夫，童子军和冰冷的黑面孔，在人行道上和上面窗口里看热闹的观众。

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一天以后，爱丽丝一直随身携带着那根聚拢大家的绳索，发现它很可靠，又安全又结实——在大部分时间里。除去男人们坐在窗台上吹号、女人们琢磨“多么久啊”的时候。那时候绳索就断了，扰乱她的平静，让她注意到肉体和一种自由得她都能闻到血腥味的东西；让她注意到它那在腰带下面的生命，以及它鲜红的口红。她从布道和社论中得知，那不是真正的音乐——只是黑人的东西：当然了，有害；没错，令人难堪；可是不真实，不严肃。

然而爱丽丝·曼弗雷德赌咒说她从中听到了一种复杂的愤怒，一种伪装成响亮而喧闹的诱惑的仇恨。但她最讨厌的是它的胃口。它对撞击与撕裂的渴望；一种漫不经心的渴求，盼望着一场争斗，或是给领带配上一枚红宝石领带夹——两样都行。它强颜欢笑，故作热情，却不能让她感到丝毫的慷慨仁慈，这种小餐馆、劣质酒、下等酒吧音乐。它搞得她在围裙口袋里攥紧拳头，以免自己一拳打碎玻璃窗，把世界抓在手里，因为它对她、对她认识和听说的所有人一次一次又一次干下的一切而将它活活捏死。最好关上窗户、放下百叶窗，在克利夫顿小区一所安静的公寓里流着汗忍受暑热，而不是铤而走险去打碎玻璃或高声尖叫，否则，恐怕就不知道在哪儿、如何停下来了。

我见过她从一家咖啡馆或者没挂窗帘的窗前走过，同时听到这样那样的话——“打我吧，可是别辞了我”——飘出来，眼瞅着她伸出一只手去拿八年前在第五大道向她抛来的那根安全的聚拢绳索，另一只手在外套口袋里攥成一个拳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用两种不同的手势来平衡自己。然而她并不是唯一这样尝试的，也不是唯一的失败者。想把第五大道的鼓声同那用钢琴弹出、又在每一部胜利牌留声机上回旋的“皮带扣”曲调分开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些夜晚寂静无比，听力所及范围里没有一辆小汽车，没有醉鬼，也没有不肯消停的婴儿哭着要妈妈；爱丽丝随便打开哪一扇窗子都听不到任何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