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等着维奥莱特,比以前少了些犹豫,心里一个劲儿纳闷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她五十八岁了,自己没孩子,得以接近、负责抚养的那个孩子又死了,于是她对歇斯底里、暴力,以及不可能结婚却怀孕的灭顶之灾,不禁思之再三。在她的记忆中,这看法完全占据了她自己双亲的头脑。他们斩钉截铁但又小心翼翼地同她谈论起她的身体:坐相不雅(两腿叉开),坐相太女人气(两腿叠起),用嘴巴呼吸,双手放在屁股上,坐在桌旁歪歪扭扭,一边走路一边垫步。她刚长出乳房就被迫束胸;它们惹人反感,这种反感渐渐变成了对怀孕的可能性的直接仇恨,而且从未消失过,直到她嫁给路易斯·曼弗雷德,一切突然间都不一样了。甚至婚礼还没举行,她的父母就在嘟囔着但愿能抱上孙子,这时候,轮到他们反感爱丽丝的妹妹们衬衫下透出来、正发育着的乳房了。反感血渍、新长出的屁股和头发。此外,还有添新衣服的需求。“噢,主啊,姑娘!”裙边放得不能再放、腰带上多一针也缝不下的时候眉头紧皱。在那种高压控制之下长大的爱丽丝发誓她不会这样做,但她还是继承了下来。她把它用在了她的小妹妹唯一的孩子身上。她现在纳闷,要是她的丈夫活着、留了下来,要是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是不是还会这样做。要是有他在,在她身边,帮她拿主意,也许她不会坐在那儿等待一个叫“暴力”的女人,脑子里想的都是战争。尽管战争就是现实。正是因为这个,她选择了投降,也把多卡丝当作战争中她自己的囚徒。

然而,别的女人却没有投降。她们在全国各地拿起了武器。爱丽丝曾和一个瑞典裁缝一起工作过,那人脸上有道伤疤,从耳垂一直到嘴角。“是个女黑鬼,”他说,“她一刀砍到了我的牙,砍到了我的牙。”他露出困惑的笑容,摇了摇头,“砍到了我的牙。”斯普林菲尔德的送冰人脖子侧面有四个均匀排列的窟窿,是让一件又细又圆又尖的东西均匀地扎了四下。在斯普林菲尔德、圣路易斯东区和大都会,男人们用一只手攥着另一只血淋淋的手满街乱跑,脸上当啷着一块皮。有时,他们能活着赶到一家医院,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把捅进去的剃刀留在了那儿。

黑女人武装起来了;黑女人非常危险;而且,她们越是没钱,选择的武器就越是致命。

谁是没有武装起来的呢?那些在教堂里向进行审判的生气的上帝寻求庇护的人,上帝的愤怒就是因她们而生的,可怕得连默祷都无法承受。他可不是才走在路上赶来,来匡正她们所受的冤屈,他就在那里。早就来了。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这世界对她们做下了什么,现在遭了报应了。世界把她们搞了个一团糟吗?是的,可你看哪,那一团糟是从哪儿起的头。她们是遭到训斥和咒骂了吗?噢,是的,可你看哪,世界是怎样训斥和咒骂它自己的。女人们是在厨房里和商店后面给人摸了吗?没错。警察是用拳头揍了女人的脸吗,搞得她们丈夫的精神也会随着女人的下颚骨一道碎裂?男人们(那些与她们相识的,还有坐在小汽车里的陌生人)在她们一生中的每一天都在辱骂她们吗?没错。然而在上帝眼里,在她们眼里,每个可恨的字眼和手势都代表着反基督的畜生自甘肮脏堕落的欲望。畜生待人不像人家待它,而是照着它希望人家对待它的样子做事:强奸,因为它自己想被强奸。屠杀儿童,因为它自己渴望着成为遭屠杀的儿童。建起监狱,来回味和坚持它自己那见不得人的腐朽衰败。上帝的愤怒,如此美丽,如此简单。她们的敌人得其所好,害人终害己。

还有谁是没有武装起来的?那些认为自己不需要折刀、碱液袋子和绑在手上的碎玻璃片的人。那些买房子、攒钱,以此作为自我保护和求得安全的手段的人。那些附属于有武器的男人的人。那些不携带子弹的人,因为她们自己已变成了子弹;不携带弹簧刀的人,因为她们自己就是弹簧刀,割开浓疮,废掉规章法令,将鲜血和遭蹂躏的肉体指给人看。还有一些人,鼓起她们小小的、没有武装起来的勇气,去加入一个联盟、俱乐部、社团、姊妹会,它们设立的目的就是撑腰或者约束,转移或者留下,找出路,募捐,安慰,和使人放松。保释,给死者穿寿衣,交房租,找新地方,开办学校,攻克一间办公室,集资,扫荡街区,看好所有的孩子。在一九二六年,其他任何一种未武装起来的黑人妇女不是沉默了,就是疯了,死了。

这一次,在三月里,爱丽丝等着这个带刀子的女人。现在人们称这个女人为“暴力”,因为她企图杀害一个躺在棺材里的人。从一月份开始——葬礼之后一个星期——她每天都往爱丽丝的房门底下塞条子;爱丽丝·曼弗雷德知道那夫妇俩是哪一种黑人:她教多卡丝远远躲开的那种。让人难为情的那种。比不招人喜欢更严重,他们很危险。丈夫开枪杀人;妻子动刀子。怎么都不行。她的外甥女做下的、企图做的,跟她所遭受的暴行根本不能相抵。再说,有暴力的地方难道就没有罪恶吗?赌博。诅咒。可怕而恶心的亲密。红裙子。黄鞋子。当然了,还有推波助澜的种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