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第10/11页）

那个男孩十三岁了，见过不少倒在犁杖上的人、分娩后断气的人，也见过好多淹死的孩子，这足够让他弄清楚活人和死人之间的区别了。他看到那个躺在帆布床上、盖着件闪闪发光的绿裙子的人，相信她还活着。男孩再也没从那姑娘的脸上抬起眼睛（除了戈尔登·格雷说“我在那儿找到了那条裙子，给她盖上了”的时候）。他朝第二间屋子瞥了一眼，回过头来又瞥了一眼那个他确信是白人的男人。他提起裙袖，轻轻抚着姑娘额头上的伤痕。她的脸蛋滚烫滚烫的。血迹已干得像皮肤一样了。

“水。”他说着离开了小屋。

戈尔登·格雷开始时跟着他，但在门口又站住了，进退两难。男孩拎着一桶井水、拿着一只空麻袋回来了。他舀了一杯水，往她的嘴里滴了一些。她没有咽水，也没有动弹。

“她昏过去多久了？”

“不到一个小时。”戈尔登·格雷说。

男孩跪下来给她洗脸，慢慢地从她的脸颊、鼻子、一只眼睛，然后是另一只眼睛上揭起大块的血痂。戈尔登·格雷在一旁看着，他心想，他已经准备好，就等那双鹿眼睁开了。

那样一种东西是可以伤害你的。在戈尔登·格雷硬着头皮去看那姑娘十三年之后，她带来的伤害依然存在。怀孕的姑娘是最容易受影响的，不过老爷爷们也很敏感。迷恋任何东西都能给新生儿打上烙印：瓜、兔子、紫藤、绳子啦，还有，比一副蜕掉的蛇皮更要命，最最糟糕的是迷上一个野女人。所以，姑娘们除了记住这个警告，还有一大堆要当心的事呢，不然的话，娃娃一落地，就会渴望母亲是不正常的，或是偏好母亲的精神错乱。谁能想到老头子也需要提醒呢，需要人家来告诫和警告他们，别去看她，别去闻她的味道，甚至别去听她的声音？

她住得很近，他们说，不用走到树林里去，甚至不用跑到河床下面，就在那片甘蔗地里的什么地方——有人说是在地边上，要么她也有可能在里面乱走。很近。有时候割甘蔗会令小伙子们发狂，他们能感觉到她就在一旁藏着，也许正在看着他们。镰刀一挥，就有可能削掉她的脑袋，要是她不当心或是离得很近的话，不过那就是她自己的错了。那应该发生在他们割砸了的时候——甘蔗秆飞起来打在了脸上，或是铁镰一滑，割到了身旁的一个工友。单是想到她，想想她在不在近旁，就能把一早晨的工作搅个乱七八糟。

老爷爷们早就不割甘蔗了，不过还能捆捆甘蔗，装装糖浆桶；大家一直以为他们是安全可靠的。这名声毁在那个被老爷爷们称为“猎手中的猎手”的男人手里，他的肩膀叫人用手指尖拍了拍，那手指不可能是别人的，肯定是她的。那男人一抬头，看见甘蔗秆在抖动，却没听到一点哗啦声。由于他对林间生活比对田间生活更为熟悉，所以当那双眼睛盯着他看的时候，他能知道它们是藏在树上，还是藏在土包后面，或是像这一回，藏在地面上。你可以想见，他给搞得有多么糊涂：手指尖在他肩膀上，眼睛却在他脚边。他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他十三年前亲自为她命名的那个女人，当时，他一边照料着她，一边想到了那个词：“野”。一开始，他还满以为他照料的是一个挨了欺负的可爱的年轻姑娘，可是后来她咬了他，他便说道：噢，她可真野。他心想，有些事就是那样。再怎么揣摩也揣摩不透。

然而，他还记得她的大笑，记得她在咬人之后的头几天里有多么安静，所以，这次她用指尖碰他，并没有吓着他，但实在是让他感到难过。他难过极了，不忍心把见到的一幕讲给工友们、那些像他一样不再能够整天割甘蔗的老头子们听。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们还没有作好心理准备：一瞥见她的身影，他们浑身的血液便有些异样；听到那个女婴的大笑时，他们的腿抖得是那么厉害。不管那些怀孕的姑娘是不是给她们的孩子打上了烙印，反正那些老爷爷们——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们头脑痴呆，走出糖浆房，在后半夜下了床，尿湿了自己，忘记了自己长大成人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忘记了自己把磨剃刀用的皮带放在了什么地方。

他们称作“猎手中的猎手”的那个男人最初认识她——照料她——的时候，她很难对付。要是他处理得好一点的话，说不定她会留在房子里，喂孩子奶吃，学会怎么穿衣服，怎么跟人说话。他不时想起她，每一次都认定她已经死了。若是好几个月都没有她的踪影和音信，他便叹一口气，重新回忆起那段时光，当时，他的家完全处于一种孩子没娘的状态——而头一号没娘的孩子就是野姑娘。当地人都用她的故事来教育孩子和怀孕的姑娘们；他则悲哀地发现，她并没有消停，仍然饥饿难当。不过，到底是为了什么而饥饿，他不清楚，只知道起因是一个年轻人的头发，头发的颜色就是他的名字。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可让他着实吃了一惊：那个年轻人长了一脑袋黄头发，像狗尾巴一样长；她的头发则是一团乱糟糟的黑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