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食品组织（第4/16页）

她当然答应了，那可是一大笔钱啊：没想到有这等好事。她一直觉得不好意思，和那些天赋异禀、说外语同说母语一样流畅自如的“鹦鹉”拿同样的报酬，收入几乎和她丈夫，一个受训多年、经验丰富的医生不相上下。她丈夫可是个神经病科专家呀。（当然是英国专家，不是美国的，要是在美国，他的收入会翻上好几番。）而现在的薪水似乎高得更加离谱，简直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可是，在这个世界，有些情况并不符合一般法则、标准和价值，她只能接受。至于将她的特殊才华弃之不用，她的心头还是有些想法的：那她到底做什么呢？

其实呀，她的工作和在家里做的差不多。她开始安排事儿，打无数个电话，看看人员、事情、地点是否安排妥当……后来，突然间她遇到了关卡。英国突发伤寒恐慌。旅游业往往与公众健康的需要水火不容，二者之间的较量几天来殃及了各行各业。传闻除非重要事务必须进出英伦三岛，否则一律禁止。后来疫情得到控制，可就在这时，机场又闹罢工。据报道，这次罢工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接着又发现因为工作疏忽，预订的酒店客房数量不够，安排不下四十个与会代表——这个失误并不属于那种无法避免、非人力所为的大事，只需表示一下遗憾便完事了。出了这样的纰漏，组织高层急忙商量对策——他们忙着接打电话、收发电报，纽约、伦敦、澳大利亚、加拿大……商量的结果是，本次会议并非必须在伦敦召开。这次会议是国际食品组织的高层会议，讨论的是个普遍问题，即全球食品的供需问题。世界上适合举行会议的理想地点多如牛毛——巴黎怎么样？不，不行，七月的巴黎人潮如流，连停脚的地儿都没有——这么多问题悬而未决，看来只能把开会时间后推，因为现在已经是六月中旬了。他们提议、商量、否决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城市：罗马、巴塞罗那、苏黎世。凯特忍不住寻思，像个持家的女人那样，为了处理推迟会议、征求意见和改变主意这些事儿，不知打了多少电话，单单电话费就够养活好几千人好几星期了。不过人家付给她工资又不是要她来持家，要她做的事比持家过日子还要省心。做什么呢？与查理·库伯和其他同事商量问题，在这方面她花的时间好像多得不成比例。她觉得自己陷进了一个名曰“组织泥沼”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推得动，什么都磨磨蹭蹭，什么都得延期。她和他们说了又说，谈了又谈。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往国外打电话——莫非这就是那些大机构的日常运作模式？果真如此，难怪……为什么非得在欧洲这棵树上吊死呢？有人问道。那些成天东奔西跑、见多识广的代表，一辈子待在空气稀薄的房间里围着圆形或椭圆形桌子开会，城市只是长方形窗户的背景，根本不会介意桌上的纸张、铅笔、水笔、水杯和常任秘书是贝鲁特或内罗毕的，而不是罗马或伦敦的。北非怎么样？不行，太热了。那么就找靠北一点儿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如何？那个地方倒是适合冷静客观的讨论。奥斯陆呢？不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太偏北了，最好找一个比较中心的地方。对了，地中海地区不错，但是不要黎巴嫩和叙利亚，不要阿拉伯国家，最好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避让的地方。土耳其？不错，最好是——伊斯坦布尔？就是这个地方，可惜热了点儿，跟北非和罗马差不多。没错，可这个地方非常漂亮，会议也不是太多，代表们开完会，还可以尽情欣赏那儿的美景古迹，品味那里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传统气息，借以消乏解困。提名了那么多城市，都因人多天热被否定了，可怎么单单伊斯坦布尔就通过了呢，真搞不懂。但罢工怎么办？这个嘛，他们可以先到法国再乘船到目的地，如何？没有飞机之前，大家不都是搭火车坐轮船出行的吗？话是这么说，可是——你得承认，飞机客运和国际会议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搭档。

伦敦的伤寒恐慌再次爆发。查理·库伯和凯特·布朗全靠电话安排本次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为期三周的全球国际食品大会。与会人员，都还待在各自的国家，他们只好一一电话通知，说会议地点不在伦敦，改在土耳其，到时土耳其会竭诚欢迎各位的。

凯特原本空虚的夏天变得忙碌了，得一直忙到七月中旬，要是会议再推迟或许还要更晚。她一直觉得不该接这份活儿。也许，她早该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琢磨那阵寒风。她应该拷问自己：为什么对丈夫、孩子，特别是对丈夫的情感会发生如此激烈乃至她无法控制的变化呢？如今她有很多时间，却发觉无事可做，或者几乎无事可做，这些年来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空闲——她意识到，她的情感装置在真空中运转：她所有的情感对象都在异国他乡，不在身边，无法对她的变化说长道短。爱恨、渴望、厌恶、需要、拒绝是什么滋味——有时短短的一小时就能让人感觉五味杂陈——就像这会儿她独自一人身无羁绊的时候，像疯子似的自言自语……幸好马上就会忙起来，至少得忙一个月。她又出去买了几件衣裳和配这些衣服的饰品。新买的这些东西和平时穿戴的很不一样吗？不是的，是搭配方式换了样。如果是她爷爷，就会说：“关键是事物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