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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施瓦茨说，“我们的时代将被认为是一个讽刺的时代。不是十八世纪那种妙趣横生的讽刺，而是一个技术上进步、文化上倒退的粗野时代的那种愚蠢的或者恶意的讽刺。希特勒不断地叫嚣，他是和平的信徒，别的国家却把战争强加在他的头上；他不仅向全世界这样宣扬，而且他自己也这样相信。五千万德国人也跟着他信以为真。其实，只有他们自己这几年来一直在扩充军备，别的国家可没有一个在准备战争，这个事实却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们的看法。另外一个讽刺是，我们这批从德国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居然又被关进了法国的集中营。对于这件事，你甚至也不能过于愤慨——一个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作战的国家，有着比难民的绝对正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操心。我们没有受到拷打，没有遭到毒气虐杀，也没有被枪杀，只是被拘留。我们再能指望一些什么呢？”

“你是什么时候再次见到你的妻子的？”我问。

“没隔太久。你在韦内待过没有？”

“没有，可是我知道那是法国最糟糕的集中营之一。”

施瓦茨冷笑了一声。“那是一个程度问题。你知道那些被投进一锅冷水里去煮的蟹的故事吗？当水温升到五十度的时候，它们尖叫着说忍受不了了，哀叹不如水温只有四十度时的那种幸福时刻；后来温度上升到六十度的时候，它们就哀叹不如只有五十度的时候，后来上升到七十度的时候，又哀叹不如只有六十度的时刻，如此等等。韦内比起最好的德国集中营要胜过一千倍，正像一个没有死刑毒气室的集中营，要胜过一个有死刑毒气室的集中营一般。”

我点点头。“你后来怎么样呢？”

“不久，冷天来了。很自然，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毛毯，而且也没有煤。原因自然是法国人的管理不善。但是，当你挨冻的时候，苦痛就更加难熬。我不愿意描绘集中营里的冬天来让你无聊。要讽刺一番，这未免太容易了。如果海伦和我承认自己是纳粹党人，那我们就会过得好些——我们会被送到一个特殊的集中营去。当我们挨饿受冻，还在拉肚子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些被拘留的非难民——德国俘虏的图片。他们有刀叉、桌椅、床铺、毛毯，甚至还有他们专用的食堂。报纸用自豪的语气，报道法国如何优待敌国的侨民。对付我们这些流亡者，不需要温文尔雅。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我做到随遇而安。我接受海伦的劝告，丢掉正义的观念。劳动后的晚上，我往我那床——用稻草铺就的一米宽、两米长的‘铺位’上一坐，便开动我的脑筋。我训练自己，要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与我个人毫不相干的一个过渡时期。某些事情发生在我的周围，我要学会像一只机灵的野兽一般立刻反应。极度伤心也能像痢疾一样容易致你死命，而正义乃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

“这个话你当真相信吗？”我问。

“不，”施瓦茨说，“可我只能一直喋喋不休地反复说，直至把它印进我的头脑里去。正是那些不公道的小事——面包片比较小，而工作量却比较大——叫人最难忍受。你必须学会不要把这些日常的气恼小事放在心上，否则你对小事的怨恨会抹掉你对大事的认识。”

“原来你生活得像是一只机灵的野兽。”

“是的，一直到海伦寄来了第一封信。那是在两个月之后。信是由我们在巴黎住过的那家旅馆转来的。我觉得仿佛一扇窗从一间阴暗闷热的屋子里打开了。外面的生活很沉寂，可是至少它又存在了。她的信来得没有规律，有时候一连几星期都不见她来一封信。这些来信是怎样改变和增强我对海伦的印象的，说起来真是奇怪。她在信上讲起她的情况很不错，又说她终于被送到了一个集中营里，而且被安排了工作，先是在厨房里，随后在集中营的商店里。有两次，她居然还寄给我一包食物，怎样寄的，用什么妙计，行了什么贿赂，我都想象不出来。我开始从信里看到一张新的脸。那中间有多少成分是由分居两地、我自己的欲望和想象力的驰骋形成的，我不知道。当你离群索居，只跟几封信打交道的时候，样样东西都会呈现出几乎一种神奇的比例。这你是知道的。随便写下的一句话，如果在别的情况下本来是毫无意义的，却能变成足以毁灭你生存的霹雳，而另一句跟上面一句同样毫无意义的话，却能给你几星期的温暖。你会花掉整整几个月的时间，去仔细考虑写信的人在把信一封起来就忘记的事情。一张照片寄来了，海伦站在营房外面，跟另外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是集中营的法国工作人员，她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