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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抬头望了一眼。“我无比仔细地研究了那个男人的脸！我从一个钟表师傅那儿借来了一个放大镜。我捉摸不出海伦为什么要寄给我这样一张照片。说不定她在寄照片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有想。或者，她是想过的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受？”

“人人都有过，”我说，“拘留犯的精神变态。没什么特别的。”

酒吧老板交给我们一张账单。我们是最后两个客人了。“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的？”施瓦茨问。

酒吧老板告诉我们一个地方。“他们还搞到了一些姑娘，”他说，“又标致又丰满。价钱也不贵。”

“别的去处难道就没有了吗？”

“据我所知，在夜里的这个时辰还开着的，确实没有了。”他把短上衣穿上了。“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带你们到那边去。我反正已经没有事啦。那些姑娘可是相当狡猾的。我会留神不让你们受骗。”

“不要姑娘的话，我们能坐在那儿吗？”

“不要姑娘？”那个人显出迷惑不解的样子。随后，脸上露出龇牙咧嘴的笑容。“不要姑娘？哦，我明白了。行啊，当然了。不过，他们只有姑娘。”

我们走出屋子，到了外面的街上，他一直目送着我们。这是一个美妙的黎明。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可是盐的味道却已经更浓重了。车辆爬过街头，咖啡和睡眠的气味从开着的窗子里飘送出来。灯光都已经熄灭了。我们听到几条街之外一辆看不见的大车驶过的隆隆声。一艘艘渔船浮在不平静的塔霍河上，仿佛盛开着的一朵朵黄色和红色的睡莲，而在下面，又惨淡，又沉静，没有一点人工的光芒，停泊着那条轮船，那艘方舟，那个最后的希望。我们朝着它走下山坡。

这家妓院相当阴沉。四五个又肥胖又邋遢的女人，坐在那儿抽烟或者打牌。没精打采地做了一番吸引我们兴趣的尝试，她们就不来打扰我们了。我望了下表。“不会再待多久的，”施瓦茨说，“而且，不到九点，领事馆也不会开门。”

这一点，我知道得跟他一样清楚。他似乎并不知道的是，讲和听可不一样。

“一年仿佛是一段永无穷尽的时间，”施瓦茨说，“后来，时间似乎一点也不长了。一月里，我们在营房外面劳动，我试图逃跑过一次。两天之后，我就被抓住了。那个臭名昭著的C中尉用马鞭抽打我的脸。有三个星期，我被单独监禁起来，只准吃点面包和清水。第二次我试图逃跑的时候，当场就被逮住了。从此，我便放弃了越狱的念头。没有定量供应卡和身份证几乎是无法走动的。任什么宪兵都可以把你抓起来。而且要到海伦的集中营去，路途可远着咧。

“后来，我们的情况改变了。五月，真正的战争开始了，过了四个星期，战争就结束啦。我们是在未占领地区，可是消息沸沸扬扬地流传，说是有个军事委员会或者甚至盖世太保就要来视察这个集中营。我猜想你总还记得那时发生的一场惊慌吧？”

“记得，”我说，“惊慌，自杀，释放我们的请愿，还有往往会使这种请愿不能实现的官僚主义的无能。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有时候，会有那么一个聪明的集中营司令官，由他自己承担责任，把难民释放出来。他们当中有些人，这是真的，后来在马赛[52]，或者在边界上又被逮捕了。”

“在马赛！那个时候，海伦和我身边都有毒药，”施瓦茨打断我的话说，“小小的胶囊。它会给你的心灵带来致命的宁静，是我集中营里一个药剂师卖给我的，总共有两粒。我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可是我相信他的话，他说你要是吞下一颗，包管你死得快，而且几乎没有一点痛苦。他说，这毒药给两个人服用足够的了。他所以要把它卖给我，是因为他害怕哪天夜里，陷于绝望的时候，他自己就在黎明之前把它吃了。

“我们好像泥制靶子排成的队列一般。失败来得太快了。谁也不曾料想到会来得这么早。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英国会不肯议和。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切都完蛋了，”施瓦茨做出一个厌烦的手势，“而且甚至到此刻，我们还没有把握说它并不曾完蛋。我们被推回到岸边。我们前面只有一片大海。”

海，我暗自思忖。还有依然在那上面航行的船。

门道里出现了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家酒吧间的老板。他跟我们招呼的时候，龇牙咧嘴地笑了笑，还模拟着行了个军礼。随后，他跟那些胖乎乎的妓女嘟嘟囔囔地絮语了一阵。她们中间有一个胸部很大的女人，走到我们这儿来了。“跟我们讲一讲，那件事你们是怎么干的？”

“什么？”

“一定会痛得很厉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