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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在通往小儿科诊疗室和特殊婴儿护理室的岔路口犹豫不决，一个摇着轮椅迎面而来的青年患者很不高兴地盯着他，要他让路。轮椅上本该放脚的地方放着一台大型旧式收音机，而其他地方也看不见这位患者的两只脚。鸟惭愧地把身子贴到墙边上，患者又一次威吓似的盯着用脚支撑上身的这类人的代表——鸟，然后飞快地穿过走廊。鸟目送他远去，叹了口气。如果鸟的孩子现在还活着，鸟应该直奔特殊婴儿护理室，可是如果死了呢，那必须去诊疗室商量解剖和火化的手续。这是赌博。鸟迈步向诊疗室走去。在意识表层，他明确地把赌注押在了孩子的死这一边。他现在是他自己孩子的真正敌人，孩子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大的敌人。鸟感到愧疚：如果真的存在永恒的生命，存在审判之神的话，那我就是有罪的。但是，这种罪孽感，和在急救车上用“像阿波利奈尔似的头缠绷带”形容婴儿时袭来的悲哀一样，更多的是蜜似的甜味。鸟像去会情人一样加快了脚步，去倾听孩子死去的报告。听到死亡报告，履行各种手续（鸟心里盘算着，医院方面对解剖肯定很积极，手续一定很简单，倒是火葬手续比较麻烦）。然后，今天我一个人去给孩子送葬，明天再去向妻子报告不幸。我也许会对妻子说，这个因脑病而死去的孩子，是连接我们身体的纽带。我们应该能重新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然后，仍旧是不满，仍旧是不充实的希望，仍旧是遥远的非洲……

鸟斜着头，向诊疗室低低的窗口里张望，护士也从里边向外看他。鸟报上自己的名字，说明了昨天把孩子运送到这儿的情形。

“哦，那个脑疝的孩子，”这个嘴唇周围长着几根黑毛的中年女人表情舒展，轻快地答道，“请直接去特殊婴儿护理室吧。特殊婴儿护理室，您知道吗？”

“哎，知道。可是，”鸟的声音沙哑而细弱，“那么说，孩子还没死吗？”

“当然还活着呀！挺能喝牛奶的，手脚也都很有劲儿，祝贺你！”

“可是，脑疝……”

“嗯，是脑疝。”护士完全没有在意鸟的踌躇，微笑着说，“是第一个孩子吗？”

鸟只点点头，没有吭声。他匆匆返回走廊，向特殊婴儿护理室方向走去。鸟赌输了。鸟该付的赌金是多少呢？摇轮椅的患者又与鸟在拐角相遇，这回鸟目不斜视地一直往前赶。两人快要撞上的时候，轮椅患者慌忙让开了路。鸟现在不要说顾虑他，连他的残废也忘记了。如果说，坐在轮椅上不满地目送着鸟的背影的患者没有两腿，那么，鸟的内心则像刚刚出货后的仓库一样空空荡荡的。在鸟的胃囊和脑袋里，醉意仍然恋恋不舍地恶毒歌唱。鸟的呼吸短促，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连接医院本部和住院楼的长廊呈吊桥似的弧形，更刺激了鸟的不安情绪。而住院楼里那条两侧排满了病房的走廊，则像一条暗渠，通往远方仅有的一丝灯火。面色苍白的鸟走着走着，渐渐小跑起来。

特殊婴儿护理室的门像冷冻室的门一样包着白铁皮。鸟很害羞地轻声向里面的护士报上自己的名字。他又一次陷入了昨天刚刚知道自己的孩子先天异常时所感到的那种耻辱情绪。护士神气十足地开门让鸟进来，接着关上了门。就在这当儿，鸟从挂在门口柱子上的椭圆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面孔。额头和鼻子上都浮着油汗，嘴唇半合半张着，还有自我封闭式的黯淡的眼睛，完全一副色情狂的模样。鸟厌恶地移开自己的目光，但这面孔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的眼睛里。我将会不时地回忆起这张脸，并因此而感到痛苦。鸟灼热的脑袋里，掠过这样的预感。

“知道哪个是您的孩子么？”

护士走到鸟的身旁问，就像在问这座医院里最健康、最漂亮的婴儿的父亲。但她既不微笑，也没有流露出特别的好意，因此，鸟认为她的提问只不过是特护室的惯例而已。一瞬间，不光是发问的护士，包括那两个正在一台摆在长方形屋子角落里的大型快速热水器下洗着一大堆哺乳瓶的年轻护士、一个在她们旁边称奶粉的中年护士、一个正在狭窄的桌子上翻阅病历的医生（那桌子紧挨着乱七八糟地挂着黑板贴着纸的墙壁），以及那个在他旁边正和一个矮个子男人（看起来这男人和鸟一样，也是收容到这里的一颗灾厄种子的父亲）交谈的医生都停止了工作，把目光集中到鸟的身上，默默地期待着他的回答。

鸟透过宽阔的玻璃窗环视了一下婴儿病室，一时间，医生和护士们在他内心意识里都不复存在了。鸟就像一头两眼干涸阴险的美洲狮子，站在白蚁巢的高处寻找草原上的弱小动物一般，远远地眺望着那些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