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选择“共生”、非“我”的叙述者与人文主义传统的重建

王中忱

跨越精神危机的青春纪念碑

大江健三郎（1935—）是不惮于谈论自己作品的作家，关于《个人的体验》（以下简称《体验》）亦曾反复言及。他说：这部小说“是明显植根于充满苦涩的经验之上的作品”。20 而随着小说问世，作家所说的“苦涩经验”已经广为人知。

事情缘起于1963年6月，大江的长子一出生便患有头盖骨损伤，接受手术后仍带有智力障碍，这使他必须直接面对这样的严峻问题：是否和孩子共同生存下去？大江后来说：“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课题，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已能够妥善应对，而为了确认那意志和行动的意义，我写了长篇《个人的体验》。”21 由此可知，尽管在《体验》动笔之前，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大江实际已经做出了决意和孩子共生的选择，但他以此为素材写作《体验》，却不是在平静地追述一个过去的故事。下面的这段回忆性文字表明，即使在小说写作过程中，生活中的故事也还在进行，并和小说里的故事缠绕纠结在一起：

想起写作《个人的体验》的初夏时分，一个午后，窗就那样开着，缀满绿叶的树枝被风轻缓地摇动，在就季节而言还不算很热的屋里，我汗津津的身体俯卧着，怎样也无法动弹。带着从医院接回来的婴儿继续往来于医院接受诊治的日子，特别是这一天，在医院被告知了一个决定性的情况之后归来，人一下子扑倒在租住的房间里那张租用的大床上。以前虽然在文字上读到过这样的描述：绝望到身子一动也不能动，但当自己实际变成这种状态时，一边觉得竟然会真的如此，一边同时面对站在身后望着孩子的妻子，内心也这样想：自己所陷入的这种精神状态，在现时点上虽然已经无法挽回，但在今后决不能让她第二次看到同样的丑态。那种全身麻痹的状态持续了二十分钟，也许是更长一点的时间。但后来即使儿子身上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这样的症状却没有在我的身上重新出现……22

《个人的体验》没有在杂志刊载，而是于1964年8月由东京的新潮社直接出版的单行本。小说没有注明写作和完稿时间，但可以肯定，在执笔写作过程中，大江也和他在作品里设定的主要人物“鸟”一样经历了痛苦的精神挣扎。虽然在实际做出和患病婴儿共生的选择上，作家没有像“鸟”那样愁肠百结、备受灵魂拷问之苦，但把这一果决行为转换为体现小说主题指向的情节，对于大江而言却很不轻松。

如果从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算起，至《个人的体验》刊行，大江健三郎已是拥有八年多小说写作经验的作家，这八年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合计约有十部之多，表现出了相当旺盛的创造力。而这些作品的人物和情节的设定，大都在表现“二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所感受到人生的荒谬和无奈。在第一部小说集《死者的奢华》（1958年3月）的“后记”里，大江曾用“被监禁状态”“闭锁的高墙”等词语描述这种状态，他的第一部长篇《拔除病芽，掐死坏种》（1958年6月）也同样以一群少年企图逃离被监禁状态的热望不断被粉碎为主题。另外两部长篇：《我们的时代》（1959年7月）和《性的人》（1963年5月）描写青年一代性的欲望和冲动，笔触大胆而放肆，虽用意在表现对社会的愤懑和反抗，但所设定的人物却大都属于孤独无助一型，其反抗方式亦多带着浓厚的颓废色彩。

此一时期的大江为何采取这样的感知和表现方式？原因不可简单而论，但肯定和他当时接受的文学与思想资源有关。而自进入大学时起，大江便醉心于二十世纪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尤其迷恋萨特、梅勒等人，他说：“我是在读了萨特之后而突然选择了文学专业，并是写了关于萨特的文章而在法国文学系毕业的。我青春的前半段是在萨特的影子下度过的。”23 那时的大江究竟读了萨特的哪些作品，不得其详，但从他早期作品经常出现的“被监禁”的意象和主题可以推知，他首先是在一种否定的精神状态中和萨特获得共鸣的。

按照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的看法，萨特的第一部小说《恶心》作为“一份真正的哲学宣言”，“是以否定和荒诞的哲学为起点，反对肯定论和价值论的古典哲学”的。而在纳粹势力严酷统治、充满极权恐怖的年代，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所表现出的反叛精神和否定激情，自有其历史原因，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对萨特来说，这种拒绝，这种否定，就是自由的显现”。24 大江健三郎在少年时代经历过“帝国日本”的思想禁锢，战后虽感受到解放的愉悦，同时也不断体会到日渐保守的日本社会令人窒息的压抑，在如此处境之中，他从萨特文学里汲取启迪和灵感，无疑是非常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