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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后，让-马克回到家，就把讣闻拿给香黛儿看：“今天早上我在信箱里看到这个。F死了。”

香黛儿有点高兴有另外这封信，一封比较沉重的信，压过了她那封无聊的信。她挽着让-马克的手臂，把他带到客厅，和他面对面坐着。

香黛儿说：“你还是会觉得难过。”

“没有，”让-马克说：“或者应该说，我难过的是我怎么不觉得难过。”

“到现在你还是没办法原谅他？”

“我早就都原谅他了。事情和这个没有关系。我跟你说过，以前，当我决定不再见他了以后，很奇怪，我反而觉得心情愉快。那时候我冷酷得像冰块，我自己却觉得满心欢喜。然而，他的死并没有改变我这种感觉。”

“你吓到我了。真的，你吓到我了。”

让-马克站起来，去拿一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然后，灌下一大口酒，说：“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最后他开始叙述他的回忆。他跟我提起了我十六岁时说过的话。在那个时候，我了解到，在现今社会我们与人建立友谊唯一有意义的是在哪一点上。友谊，是让我们的记忆运作良好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回忆过去，把过去的记忆一直带在身上，这也许是保持所谓的自我完整的统一感的必要条件。为了让自我不会变得越来越狭隘，为了维持它的容量，就必须把记忆当做一盆花一样，要记得常常浇水，而浇水，就需要和见证过我们过去的人——也就是和朋友——常常接触。他们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的记忆；我们对朋友无所求，只要他们能不时擦擦这面镜子，好让我们照照自己。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在中学时所做的事！我从少年时代开始，甚至可以说我从儿童时代开始，我所渴望的友谊，一直都是另外一种：友谊的价值高过于其他一切。我过去常说：在真理与友谊两者之间，我永远站在友谊这一边。我这么说好像故意要找碴，可是我真的是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我知道目前这种道德标准已经太陈腐了。这种友谊可能对帕特洛克罗斯的朋友阿喀琉斯、对大仲马的火枪手，甚至对一向是他主人真正的朋友的桑丘·潘沙来说，才有价值，虽然他们的意见不一定相合。可是对我们来说，这种友谊已经不存在了。我对此十分悲观，我自己现在也会为真理而牺牲友谊。”

又品尝了一口酒之后，他说：“以前，友谊对我来说，是一种可以证明有比意识形态、比宗教、比国家民族更强的东西的证据：在大仲马的小说里，主角的那四位朋友分属于敌对阵营，常常被迫互相争斗。可是这无损于他们的友谊。他们仍然运用策略在暗中彼此帮忙，讥笑他们各自的阵营所坚持的真理。他们把友谊高举在真理之上、在理念之上、在上级的命令之上、在国王之上、在王后之上、在一切之上。”

香黛儿轻轻摩挲着他的手，他停了一下，又说：“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故事的历史背景比他自己的年代还要早两个世纪。是不是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在感伤友谊的美好已然丧失？或者，友谊丧失的问题是近来才有的现象？”

“我没办法回答。友谊，不是女人会问的问题。”

“你能不能再解释清楚一点？”

“我的意思是说，友谊，是男人才会面临的问题。男人的浪漫精神表现在这里。我们女人不是。”

让-马克灌了一口白兰地，又继续表达他的想法：“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当然是为了对抗敌人而彼此结盟，要是没有这样的结盟，男人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将会孤立无援。也许现在已经没有结盟这种迫切需要了。”

“敌人永远都存在。”

“对，可是现在的敌人都是看不见的、没名没姓的。行政机构、法律等等。要是政府决定要在你的窗前盖一座机场，或是老板要解雇你，朋友能为你做什么？要是有什么可以帮得上你的忙，一定还是个没名没姓的、不可见的组织，像是社会救助组织、消费者协会、律师事务所。再也没有什么考验可以检验友谊经不经得起试炼。从战场上抢救一位受伤的朋友、拔刀帮助你的朋友抵抗盗匪，这种事已经不可能发生在现在这个社会了。我们终其一生都不会遭遇什么重大危险，可是也不会有友谊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你应该和F言归于好。”

“我也承认，要是我当时去责怪他，他可能不懂我到底在生什么气。当其他人都在批评我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不过我必须公正地说：他认为他沉默代表他很勇敢。有人跟我说，他后来甚至还觉得很自豪，因为他挺住了现场那种一面倒的、对我非常恼怒的气氛，而没有被影响，没有说一句对我不利的话。所以他自己问心无愧，而我突然不愿意再见他，连一句解释都没有，他大概觉得很受伤。我也有错，错在我希望他不只是保持中立。要是当时他大胆地在那个充满愤怒、攻讦的场合，站出来为我说话，恐怕他自己也免不了要被他们排斥、被他们指责，惹得一身腥。我怎么能这样要求他？何况他还是我的朋友呢！在这方面是我自己对他不友善！换另外一种方式说，就是：我很不礼貌。因为从前那种内涵的友谊已经荡然无存，现在，友谊转化为一种互相尊重的契约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彼此以礼相待的契约关系。那么，要求朋友去做一件会让他为难、或是让他不舒服的事，就是不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