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礼（第19/23页）

关于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对彼此说过一言。

这是我和母亲住在诸伯利的第一个夏天，没有去弗莱兹路。母亲说这不公平，但无论如何，父亲和欧文和班尼叔叔，还是像过去那么开心。有时我过去看他们。他们在厨房的桌子旁喝啤酒，用钢毛清洗鸡蛋。狐狸农场的生意不做了，因为战后皮毛价格跌得厉害。狐狸没了，围栏拆了，父亲转去饲养家禽。我坐着，也清洗鸡蛋。欧文喝了半瓶啤酒。当我要喝时父亲说：“别喝，你母亲会不高兴的。”班尼叔叔说：“女孩子喝酒没有好处。”

这也正是加内特说的，一模一样。

我擦地板，擦窗子，扔掉发霉的食物，把食橱换上干净的纸，带着不平的、被动的姿态。欧文对我咕噜着表示他长大了，是个男人了，君主般迈着大步走着，当我说“走开！我要擦这里了。走开”，他只挪动一点儿。有时我会踢他，或者他绊我，我们就会开始踢打争斗。班尼叔叔会笑我们，大口吸气，一脸羞耻的老样子，但是父亲会制止欧文和女生打架，让他出去。父亲客客气气地对待我，夸奖我清理房间，但从来不和我开玩笑，像和弗莱兹路的女孩开玩笑一样，比如波特家的女孩，她八年级期末就辍学了，在波特菲尔德的手套厂工作。他赞同我，却不知怎么被我冒犯了。他认为我的远大抱负是一种自傲吗？

父亲睡在厨房的沙发上，不是楼上他过去住的房间。在沙发上面的架子上，收音机和墨水瓶旁边，有三本书—H. G. 威尔斯的《世界史纲》、《鲁滨逊漂流记》和詹姆斯·瑟伯的短篇集。他把相同的书读了又读，直到瞌睡。他从来不谈论读过的书。

傍晚我走回城里，太阳还有一个多小时才落山，我长长的身影落在前面的碎石路上。我看着这个奇怪的拉长的身体，小而圆的脑袋（一天下午，无事可做，我剪了头发），看起来像一个庄严陌生的非洲女孩的影子。我从来不看弗莱兹路的房子，我从来不看腾起灰尘来接我的车，除了我自己的影子在碎石路上飘动，我什么都看不见。

晚上我回来，身上某些地方奇怪地疼—我胸部上面和肩膀总会疼—而且变得潮湿，害怕自己的气味。母亲坐在床上，灯光正好照在她头发上，照到柔和的头皮，床边小桌上的茶已经凉了，和白天早些时候或者前几天的其他茶杯放在一起—有时它们会放在那里，直到里面的牛奶变酸—她会给我读她邮购的大学目录。

“告诉你我会选择什么—”她不再担心加内特，他在我清晰的未来中消失了。“我会选天文和希腊语。希腊语，我一直有一个秘密的愿望想学希腊语。”天文和希腊语，斯拉夫语和启蒙哲学—她冲着我脱口而出，我站在门口。这些话不会在我脑子里久留。我在想加内特手臂上黑色的汗毛，不太重，有光泽，顺从得好像被梳理过，他窄窄的手腕，开车时镇定地皱着的眉，一种很特别的表情，加上他带我进入灌木丛或沿着河边想找地方躺下来时的那种急切和熟练。有时我们甚至不等天真的黑下来。我不担心被发现，就像我不担心怀孕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和他人无关，和常理无关。

我自言自语，把自己称作她。她恋爱了。她刚和恋人分开。她把自己给了恋人。精液流下她的大腿。白天我经常感觉我需要闭上眼睛，不论在哪里，倒头便睡。

考试一结束，杰里和他妈妈就乘车去美国了。夏天，时不时地我会收到一张明信片，有华盛顿、里士满、弗吉尼亚、密西西比河、黄石公园等地的风景，背面还附有简短的信息，开心地用大写字母写着：沿着自由大地旅行，被汽车旅馆老板诈骗，住车库等，吃汉堡包，喝瓶装美国啤酒，在饭店读《资本论》，让当地人吃惊。他们没有反应。

内奥米要结婚了。她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去她家。曼森街还是老样子，除了范里斯小姐的房子住进了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把房子刷成了知更鸟蛋的蓝色。

“你好，陌生人，”内奥米埋怨地说，仿佛中断我们的友谊都是我的主意，“你在和加内特·弗兰奇交往是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能守得住秘密吗？你入浸礼会了吗？他不过是杰里·斯多利的改良版。”

“你要和谁结婚呀？”

“你不认识他，”内奥米沮丧地说，“他是杜伯敦人。啊，不是，他最初是从巴里来的，现在在杜伯敦工作。”

“他是做什么的？”我问道，只是出于礼貌，表示兴趣，但是内奥米皱起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