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5/6页）

诸多问题之一是，为什么非裔美国人小说的多数主角（不要说由白人写的小说里的黑人角色），没有一点文化修养。他们的形象常常出现在社会斗争非常激烈的场合，在最为极端的人类困境中苦苦挣扎，却很少能说出自身受煎熬的原委。并不是许多能干的个人真的不善辞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太多的例外，他们不能给敏锐的小说家提供很好的实例。即便他们在现实里不存在，但是为了有利于小说的表达和提供人类潜力的实例，我们很有必要去创造他们。亨利·詹姆斯曾经就笔下“超敏感”的角色教导我们，那些人物用他们受过教育、上流社会的方式，来体现美国社会良知的美德。这种理想的人物在我生活的世界里难以寻觅，但是谁都不知道，这个社会里，许多东西都是不被知晓、不曾记录的。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个美国小说家一直存在的挑战，就是要用雄辩去武装他的不善言辞的人物、场景和社会进程。因为只有做这样的尝试，他才能真正以美国艺术家的身份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

由此可见，艺术和民主的利益在此是一致的，培养和造就自觉的、善于表达的公民是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既定目标，创造自觉而又能表达自己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创立响当当的创作机构所需要的；通过这些机构，才能实现小说创作形式的有机统一性。作家通过把意思加之于不同的美国生活经验，寻求创造种种形式，让里面的行为、场景和人物不仅仅只是为直接的自我说话；实现这个目标，作家切实掌握语言尤为重要。因为受到命运的嘲弄（尽管还有种族问题），人类的想象力是一样的——影响民主进程的离心力的作用也是如此。虽然说，小说仅仅是象征性行动的一个形式，一个“假如”的游戏，不过里面确实有它的真正功能和影响发生变化的潜在功能。但是从最严格意义上说，正如政治可以发挥它最大功能一样，小说对人类的理想实现也是一种推动力。经过一个微妙的对世界事物否定的过程，它慢慢接近了这种理想；而这一切事物，都是以人为的正面事物复合体的形式出现的。

假如，实现政治平等的理想要我们逃避现实的话——这是一直这样在做的——仍然存在建立一个理想的民主制度的虚构憧憬；在这种民主制度里，要求现实跟理想结合，给我们提供一系列表现事态的形式：无论身居高位或地位卑贱，黑人和白人，北方人和南方人，土生土长的和外来移民，一起都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卓越的真理，什么是真正的希望——就像马克·吐温把哈克和吉姆放在了同一只筏子上那样所体现出的希望。

这个情节暗示我，一部小说可以变成一只充满希望、洞察力和娱乐之筏，帮我们在上头漂浮，绕过障碍和漩涡，摇摇摆摆地朝着或远离理想的民主目标前进。当然，小说还有别的目标。然而，我还记得，在早些时候，共和国建国之初，大家都认为，每个个体公民都有可能成为（或应该有准备成为）总统。因为，民主制度不仅被看做个人的集体，也如W.H.奥登界定的，政治能人的集体，依靠我们引以为荣的普及教育制度，这些能人可以准备好治理它。诚如事情的结果那样，这种可能性有点靠不住——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就像最近一位种花生的农民和一位电影演员所提供的例子证实的那样。

不过，即便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他们暂时还抱有希望，因为在重建时期，华盛顿也有黑人当上议员的。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将政治可能性的比较谨慎的观点（我开始写这部小说不久，A.菲利普·伦道夫威胁敬爱的罗斯福总统，要在华盛顿举行示威，反对向黑人开放军事工业），不恰当地限制了我们的小说家，凭想象去描述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既存在于非裔美国人的人格上，同时也存在于受限制的美国社会结构上。我的使命是超越这些限制。诚如马克·吐温所证明那样，小说可以当做治疗政治弊端的一剂开心良药。现在，甚至自一九四五年至今，非洲裔美国人在跟环境作斗争时，屡屡败下阵来，谁也不知原因何在；像贝尔兔和他更有文学修养的弟兄们（这些悲剧和喜剧的英雄），不应该被允许从压制他们的力量中，去抢夺自觉意识的胜利。因此，我应该塑造一位既能做又能想的叙述者；在此，我看到一种有主见的能力，它是克服盲目追求自由的前提。

因此，我的任务是，怎样揭示人类潜在于苦难中的普遍因素，不管他们是黑人还是美国人；我把它看做表达我对可能性的个人观点，也把它看做对付纯粹修辞学的挑战；这些挑战有关跨越种族、宗教、阶级、肤色和地区等障碍——这些障碍包括许多设计好并继续起作用的区分策略，用以避免不然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对黑人和白人和睦相处这个现实的自然认识。然而，为了驳斥全国性拒绝接受共同人性的倾向，而这种人性，是我的人物和那些碰巧读到过他经历的人所共同拥有的；我觉得有必要给他某种世界观，给他一种能够提出严肃的哲学问题的自觉性，给他拥有能够表现我们祖国语言丰富性的词汇，编织一个故事情节，让他跟美国的各个类型、在社会各个层面服务的人相沟通。最为重要的是，我认为有必要把种族的成见，看做社会进程和前进的既成事实，把读者接受虚构的真理能力当作赌注，揭开社会成见想要掩盖的那种人性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