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6/8页）

“嗨，年轻人，”他一字一句地说，“今天我已经够倒霉的了——你究竟去不去街对面？”

我张开嘴，可是说不出话来。一个警察跪下来一面检查克利夫顿的尸体，一面在拍纸簿上记下几行字。

“我是他的朋友，”我说，那个写字的警察抬头望我。

“这个人完蛋了，麦克，”他说。“你再没有任何朋友啦。”

我看着他。

“嗨，米基，”爬在上面的男孩叫道，“那家伙冰冷了。”

我低头看。“不错，”跪着的警察说。“你叫什么？”

我告诉了他。在警车来之前，我尽我所知回答了他提的有关克利夫顿的问题。这次，警车总算来得很快。我呆若木鸡地望着他们把他抬进车子，又把那一箱纸娃娃也放进去。街对面人群的情绪仍然很激动。警车开走了，我转身朝地铁入口处走去。

“嗨，先生，”男孩的尖叫声从身后传来。“你朋友肯定会几手。哔，嘣！一、二，那警察就屁股落地了！”

这几句赞辞使我低下了头；阳光下我低着头走了开去，总想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从我心头抹去。

我缓步走下地铁入口处的梯道，什么也没有看见，心直往下坠。下面很凉爽，我倚在一根柱子旁，听到火车在月台另一头隆隆驶过，也感到空气冲击的啸叫。一个人怎么会自愿退出历史而去卖那种不三不四的东西？我想出了神。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放下武器，放弃讲话的机会，从而脱离唯一能使他有机会“确定”自己的组织？月台颤动着，我俯视下面，看见片片碎纸在气流中飞舞，列车驶过后就很快往下沉。他为什么走了？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跳下月台，扑到火车下面去？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投身于虚无之中，那没有脸的脸，没有声音的声音所构成的空虚，结果置身于历史之外了？我设法后退一步，用我所依稀记得的书中读过的词句来构成一段距离，而我则在这段距离之外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说过历史记录了人们一生的模式：谁跟谁睡了觉，结果如何；谁打过仗，谁胜了，谁活下来了并且得以对这场战争信口雌黄。据说，什么事都恰如其分地记载了下来——当然指的是大事。可是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实际上只是了解到的、看到的、听到的事，只是那些记载者认为是大事的事被记载下来了，还有记载者的后台们赖以维持权力的谎言被记载下来了。那警察就将是记载克利夫顿情况的历史学家、法官、证人和刽子手；而我则是围观人群中他唯一的兄弟。我是能为他辩护的唯一证人；可是我既不知道他的罪行的轻重，也不知道他罪行的性质。今天，那些历史学家上哪儿去了？他们将如何记载这件事？

我站在那儿，看着火车进站出站时蓝色火花四下飞溅。他们究竟怎样对待我们这些匆匆而去的过客？在我没找到兄弟会之前，我就是这种过客——像一掠而过的鸟，因为看不清它们的模样而无法在学科上加以分类；它们没有鸣叫，因此最灵敏的录音机也无法录到声音；属性模糊不清，因此连最含糊的词句也不恰当；离开决定历史命运的中心太远，因此轮不上签署历史性文件，甚至连为那些签署文件的人喝彩都不配。我们这些不写小说，不写历史，什么书也不写的人。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呢？我思考着；就在这时，克利夫顿又在脑海中出现，地道里有一阵凉风滚滚而过，我走到长凳旁坐了下来。

一群人走上了月台，其中有些是黑人。是啊，我想，我们这些从南方乍来的人怎么样了？我们来到这繁华的城市，就像玩偶盒里的弹簧断了的玩偶——变化太突然，我们就像一个深海潜水员，由于上岸之后，压力突然降低，步子踉跄，行走困难。那几个在月台上静静候车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可是正因为他们不动，在人群中他们被冲来撞去；正因为他们不吭声，他们显得闹嚷嚷的；正因为他们文文静静，他们的叫喊才像恐怖惨叫那样刺耳。那三个沿着月台走过来的青年又怎么样呢？他们都是细长个儿，走路的时候双肩摇晃，可是手脚僵直；那身西装熨得笔挺，可是夏天穿嫌太热；高高的衬衫领子紧扣在脖子上，头顶上一色的廉价黑呢帽压在硬鬃般的头发上，显得太一本正经而带有几分严峻。我简直以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人：走路慢腾腾的，双肩一摇一摆，腿则从臀部起就开始摇动，裤脚在脚踝处倒还舒适合式，可是往上就肥大得像气球似的。外衣长长的，下摆稍紧，可是肩部做得太宽，不像个土生土长的西方人。这些人的身体像是——我的一位教师对我怎么说来着？——“你就像一件为了迎合设计而被歪曲了的非洲雕塑。”可是什么设计？谁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