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43（第6/6页）

在四十多年前，《看不见的人》出版还只有五个寒暑，艾里森写信给阿伯特·默里时说，他“偶然发现英国出版的一本文艺批评书，叫做《浩劫与想象》；这本书花了不少篇幅讨论《看不见的人》，把它选入了一份短小的小说书单；这个狂小伙子认为这些小说，在今后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它们都会很感兴趣”。虽然，接下来，艾里森马上开了一个令人泄气的玩笑——“当然这个人一定是在抽大麻”——但这个爱打趣的批评家笑到了最后。如果把《看不见的人》比作一个人，现在他已经进入中年，但是，套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一个比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像“一个充满激情的、刚性的、目光敏锐的新来者”，所有的迹象表明，《看不见的人》再过一个世纪还具有生命力。

要对《看不见的人》在美国的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解释，不能忘记艾里森自己的生命几乎横跨了二十世纪这个事实——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九四年，作为一个小说家，艾里森得天独厚的对时间具有弹性意识。他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变化和复杂的社会嬗变；他用一只眼睛通过南北战争的棱镜来回望十九世纪，同时又对当今科技对人性的急剧冲击力着迷；甚至从自身所在的世纪，前瞻到了二十一世纪。

虽然他很谦虚，立志却十分高远。从一开始，他想从十九世纪的小说中寻找到他所处时代人们在想象中对美国人生道德规范的展现，而这种规范都隐含在“独立宣言、宪法以及人权法案里”。《白鲸》这本书，是他送给妻子方妮当作一九四四年生日礼物的，还有《哈克贝利·芬》，另一部他认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两部小说之一”。艾里森发现“小说跟民族性紧密联系”这一执着主张在这两部小说里得到了肯定。就他而言，艾里森写自己的小说和叙事人的自传时，非常有意识地继承一个传统。因为他对社会的兴趣胜过依希梅尔，后者“独自逃出来向你倾诉”，也胜过哈克，他显然是忘记了杰姆，“那位真正的父亲，但是他太黑了，太黑了”，他年少气盛，一个劲想“比其他地方都要更早地去照亮准州（就是后来艾里森笔下的俄克拉荷马州），看不见的人准备露出原形，然而又举棋不定。跟那些十九世纪兄弟们不一样，他是深受鼓舞的，即便是看不见的人也要承担一种社会责任，但没有被这种可能性（作者的黑体）鼓舞而产生幻想。

一九五三年，在接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时候，艾里森用带有十分鼓动性的题目作了演讲：“惊人场合的豪言壮语”，把“《看不见的人》作为小说的主要意义”，看成“以试验的态度和目的，回到为实现民主而承担个人道德责任的心态；这是我们十九世纪最佳小说的特征”。几乎是四十年之后，査里斯·约翰逊把在国家图书奖大会上的致辞献给艾里森，赞扬他的榜样、他的成就、对他本人的鼓舞，以及，他预言，对今后更多另外的小说家的鼓舞。在回顾《看不见的人》的时候，约翰逊希望“出现一种美国黑人小说，那是艾里森式的、更具智慧、艺术性丰富的小说，它使得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有可能将狭隘的发泄转变成为宽容的颂扬”。本着小说的精神，在《航道中途》杂志上，约翰逊表扬了艾里森，说他开辟了一个从美国海岸通向遥远内地的航道，通向艾里森曾经描写的“理想之乡——那是一方久望登临、久久想念的地方，却又那么可望而不可即”。现在，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样，《看不见的人》还常常在凌晨被人们热切地翻阅着、推敲着、重述着、讨论着，继续为人们树立起雄辩和试验的标杆。我预计，在新世纪，这一标杆会越来越令人信服，随着美国在比喻意义上或是实际上，成为一个有色的国家；诚如艾里森早已断言的那样，“真正的美国人，无论他是谁，也总带一些黑色”。

（黄遵洸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