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43（第4/6页）

具有现代讽刺意味的是，针对爱默生所追求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却发现历史及意识跟“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人这个任务”之间有着复杂联系。在《看不见的人》整个故事中，尽管叙事人对以往的概述若隐若现，艾里森还是把意识与具体的历史年表联系在一起。一些叙述的出处，虽然有时是具体清晰的，但也是模糊或不具体的，这当中上下文和情景的空缺有待读者自己去填补。小说开篇伊始，隐身人的祖父鼓励他的孙子（包括我们所有人）去解码历史，他说，“我一辈子都是个叛徒。自从重建时期开始，我缴了枪以来，我就是潜伏在敌国的密探。”而且，还远非如此。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波克·T.华盛顿；内战（南北战争）、黑奴解放、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黑人从南方农村成群地移居北方城市、经济大萧条；哈莱姆区种族骚乱，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但应该加以理解，种种形象，会在看不见的人的历史雷达荧屏上闪烁。

但是还应注意，艾里森运用历史的另一预见性的方面。默里记得，艾里森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曾说过，“文学的真实性在于它的预言性”。“叙述不仅仅是一种复述，它也是一种预言”。《看不见的人》里，那些虚构的孩子们，在超现实的动荡中孵化成长，能够预知历史的未来走向。故事讲述者的经验和想象，预测到美国社会未来不断加剧的变化：一九五四年的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的裁定中，有关种族平等的决议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权运动；随之而来出现了颇具争议的所谓黑人权利；在六十年代发生的对个人与文化相一致的极力反对——这种反对有时会导致反一致性的思潮；所谓“妇女问题”也会演变成为影响深远、有时颇具争议的女权运动；一些人存有野心，企图通过似是而非的努力，创建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彩虹”同盟；甚至，在毒品的作用之下，有的出现意识极度混乱的幻觉；更有甚者，一些极端的、即兴的、后现代的自我思潮，以争取身份政治的面貌，在你死我活的政坛上粉墨登场。

《看不见的人》是一部怪诞、随意的离经叛道小说。在小说的篇章之中，舆论在美国人所钟爱的箴言“合众为一”与其对立的“由一而众”来回摇摆，最终像回旋飞镖一样使人接受更为复杂的、对一个统一国家的那种归属感。也许，正像大型爵士合唱团领唱杜克·艾林登那样，艾里森引领他的叙事者、他的人物，连同他的读者一起，走进一个迷宫般的流浪汉冒险故事。虽然植根于时间脉络，故事却摆脱历史细节的羁绊，用切合时宜的手法，来实现作品的永恒。在整部小说里，看不见的人被艾里森刻画为“一个煽动群众的人物艺术形象”。他的生活轨迹是从一名失败的演说家过度到渴望成功的作家，他始终想描绘形形色色的美国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令人捧腹大笑的混合体；包括自我驯服、净化、转变，一层层地沉降到过去。这期间，他提起一个黑人老妇告诉过他，所谓自由，“不过是告诉别人你的心里所想”；南方大论战后所产生的关于种族仪式和禁忌，远比真正的法律更有力；吉姆·丘博拉那种残暴的、心理矛盾的、但富有男子气、有关乱伦和感伤的故事；在黄金时日的那种放纵无序的混乱局面里，老兵释放出一种令人痛苦的、常被忽略的智慧；盲人教士荷马·巴比在美国革命纪念日的布道里所运用的历史加神话的妙术；布雷特索校长有关自身利益和种族和解的无情政策；“看不见的人”在北上的旅途中，亲眼目睹在拥挤不堪的地铁里，黑人男乘客跟白人女乘客肉体紧贴在一起的镜头，而感到不安；他不期而遇布鲁斯歌手彼得·韦特斯查，他将魔鬼的女婿和圣彼得的品质融为一体；老路西斯·布鲁克威这位黑人，是在自由画廊的锅炉房里替白人搬运重物的；卖番薯小贩香喷喷的番薯，使人想起“看不见的人”有趣的谐音双关，“我是小贩贩番薯”；在冰冻的街上，黑人老普利马斯·普罗弗把获得自由的证书抛向空中，像他跟妻子一起被放逐时扔掉小猪肠一样；玛丽·兰波，一个人见人爱的母亲，她的教导“我身在纽约，纽约却并不在我心里”，这一肺腑告诫久已流传，却没有被“看不见的人”所记取；兄弟会的阴谋和算计——杰克大哥灵感一闪时说过，“你不是被雇来思考的”；雷斯（Ras）从一名讲道者转而成为骑着马横冲直撞的破坏者，他的行为使人想到那孤独的骑手，而不是任何一名美国的酋长；看不见的人一厢情愿地想获得自由，从地下道口深入地底下去蛰居，而且铺设了电线试图有所见闻，最后，几经思量，把美国的“原则”当作直面世界的开端，就像那只杰克熊从洞里爬了出来，走向“熙熙攘攘、若隐若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