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43（第2/6页）

饶有趣味的是，一九五五年，正当小说问世后评论界的轰动渐渐消停，畅销书排行榜和国家图书奖获奖的热劲缓缓褪去，艾里森感到茫然无依，不知自己的书在二十年后还能否存在。“我深感忧虑，”他告诉《巴黎评论》的编辑们，“这不是一部重要的小说，我不善辞令。”艾里森太过幸运，他大错特错了，不过“虽错犹荣”。事实证明，他的小说具有非比寻常的生命力；正如泥炭堆着了火，即便表面的明火已经燃尽，里面深层的余火仍炽热燃烧。一九六五年，在《一周书评》发起的评选中，有两百来位知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认为，《看不见的人》是此前二十年来出版的“最杰出的单部作品”。几乎在同时，F.W.杜比认为，这部小说是“当时读者最多、被读得最为认真的小说之一，在图书馆里几乎常被翻烂了；只要受过基本文化熏陶，不管是什么种族、什么地方的读者，什么年龄的人群，朋友之间都急不可耐地传递阅读。”

杜比说得很对。我知道，我也是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当时我还是大学生，第一次是私下听说《看不见的人》这本书，经人口口相告，连连推荐，感到非常值得一读，然而在文学课里，此书并未被列入必读书目。

……一九六〇年一个春日薄暮，我正在南方参加一次小餐馆静坐44，我辈都显得情绪高昂，突然有人塞给我一本破旧不堪的印章出版社平装版《看不见的人》。一盏古老的鹅颈灯，把我跟外面新英格兰地区的沉沉夜色隔开。我坐在圣十字学院一个落地窗旁边，读着《看不见的人》一直到天亮，事实上是到了第二天上午过了大半，错过了一节关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课，那是我拼命想争取一个及格分的课程。

掩卷之后心中一阵狂喜：这就是我。我也非常诧异，自己竟有如此深沉的感情。因为我在纽黑文成长，有爱尔兰天主教的背景。我把自己看做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的主角和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但是我现在发现，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像是自己的亲人，跟我一样，我父亲在就读圣十字学院的黑人学院时，他也完全是个局外人，尽管他应该更自在一些。想到美国有色人种仍然存在的痛苦现状，艾里森所描写的黑人主角在南方、在哈莱姆，甚至在曼哈顿下城的高档豪华卧室里的经历遭遇，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虽然我自诩为演说家，也可能成为未来的领袖人物，但是他的天生的演说才能和他那纯朴、不假思索的雄才辩略使我感到无地自容。

然而，我并没有把《看不见的人》看做由于异化而产生的亲属感，而这是当时时代颇为流行、寻常而且很偏狭的反应。正相反，确如四十年后的今日，“看不见的人”那种自嘲、反讽、自制，因而更为令人信服的决心，从冬眠状态中走出来，再度与这世界抗争的决心，使我几近狂喜。我发现他采取暂时行动——可是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性，一切知识终究成了“边存档、边遗忘”’——仅仅是个人的姿态。假如他“伤痛到极度”，远比我伤得深；假如他能做，我想我也一定能。“而且正是这一点将我吓得不轻，”他深思之后，终于提出了最后的一个问题，“有谁知道，虽不很经常，我是在替你说话呢？”我知道，我回答说——同时，用的是强烈、反思、快活、沉默而急切的语气——一边俯视那个晴朗上午，圣十字学院窗外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我的回答似乎太快了一点，因为我忽然感觉到，我决心跟“看不见的人”共命运，那我也就认定了人类状况极为可怕，深不可测的现实，这也是我的现实。要经过多年读书、学习才能理解这种复杂性。而我，怪得很，则要经过类似的经历才能理解。神秘得很，一纸匿名信将我开除出了圣十字学院，不给解释、不容申辩，此事正发生在我看了艾里森的小说仅两个月之后……

一旦牢牢地被小说抓住和吸引，读者可能一次又一次去重读，不管时隔多长，都把小说的叙事人当成老朋友；对此书虽已十分熟悉，却把它当作崭新的、亟待发现的艺术作品。查理斯·约翰逊是一位非裔美国作家，他说道，发现《看不见的人》“被那些深受黑人民族主义文化传统迷惑的人们冷落了”，而他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六十年代后期，四处寻找艾里森的书。然而，他坚持寻找，终于“碰巧找到了《看不见的人》，花了三个通宵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梦想、吸收，被艾里森非凡的想象力和各种可能运用的艺术性改变了；虽然，我深知，我当时只有二十岁，阅读中失远大于得。”（我们当中有谁读了《看不见的人》之后没有经历那深刻、奇异，而且还令人害怕的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