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43

◎约翰·克拉汉姆

一九五二年，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拉尔夫·艾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应运问世。小说的作者、小说所反映的社会以及这部美国小说本身都处于时代变革之风口浪尖。三十年之后，艾里森在谈及《看不见的人》这部小说时说，当初他对它没有抱太高的期望；而从朋友们往来的信札里，大家更对小说能否被认可，表露出远非一丁点的担忧。“听见的是一片叫好声，出版商也对它期望颇高，”小说出版之前的那个二月，艾里森在写给阿伯特·默里的信中说，“不过我貌似冷静，实则内心纠结，对前景的期待异常难言。”和小说叙事人的经历相似，他从一名穷困而且被开除的大学生，轻松脱胎成为替兄弟会慷慨陈词的演说家。在回忆此事时，艾里森对默里坦言，“我总梦到在特斯吉其上中学的日子，什么测验呀，考试呀，那些难忘的历历往事。”艾里森的担忧不无道理。一九八一年，在《看不见的人》三十周年再版的自序里，作者对小说的构思和七年的酝酿过程作了美好的回忆。他告诉我们，他跟夫人方妮在做孤注一掷的努力，要“不计后果地使自己成为一名小说家”。假如小说在评论或经济上失败了，对于这位三十八岁的作者，无论在精神或物质上，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也许是个致命的打击。

一九五二年四月的美国社会，真像是一幢断裂开的房子。二战之后，全美的民主舆论导向，是对抗苏共，但都因拒绝接受黑人公民身份和就业权利，以及接连不断爆发的种族冲突而遭到破坏。种族隔离竟成了法律：在南方，种族歧视大行其道，此种情况，在全美其他绝大多数地方也以官方或非官方的形式存在。最高法院就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一案的裁定中，要求在全国公立中学废除种族隔离政策还是两年以后的事，其结果还相当难料。那时，艾米特·蒂尔还未曾遭种族歧视的私刑，女裁缝罗莎·帕克斯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事情也还没有发生。而小马丁·路德·金，此时还是波士顿主修神学的一年级大学生。在全国范围内，诚如艾里森关于“看不见”的隐喻内涵所示，无论是现实中或是在小说里，非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群体，有着“很高可见度”，这就使他们易受伤害，而作为个体，却是无形的。

这部美国小说的形式和用语，也没有完全摆脱社会变革带来的阵痛，以及重新审视和试验的冲动。在开始写《看不见的人》之后不久，艾里森写了《二十世纪的小说和人性的黑色面具》一文（一九四六年）。在文章的开篇，这位青年作家就大胆指出了美国文学与整个社会的那种不详的联系：“也许，最邪恶、最令人费解的隔离形式，是‘隔离’一词本身的形式。”七年之后的一九五三年，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图书奖时提到“美国小说的危机”，声称“虽然我只是隐约觉察到这种危机，但就是这种日益加重的危机，形成了我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决心要实现自己小说家的梦想之后，艾里森发现他所需要的，既不是社会风俗小说，即“情节紧凑、具有吸引力的詹姆斯式小说”，也不是“生硬古板”宣扬暴力、愤世嫉俗或遮遮掩掩的那类小说。当时这两类占主导地位的小说传统，都没有能给他留下多少空间，使之用即兴的或流畅而即兴的片段，去表现美国社会内部的身份认同、变化和个人人格一贯的主题；艾里森急于要表达的理念，也就是“看不见的人”的理念，是“自由不仅是对需要性的认可，也是对可能性的认可”。“美国三百多年的社会生活——那是一种集民族、圣经、科技和政治于一体的生活，造就了一种鲜活、生动的语言”；艾里森的实践经验连同他对这种语言的认知和欣赏，使得他极力想突破小说娴熟委婉的叙事方式。随着小说写作的渐进，艾里森这名初次出书的小说家，在《看不见的人》中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体现出他伟大的抱负以及小说大师的技巧。

事后可以看出，一九五二年四月，《看不见的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烈火燎原之态在美国热销，其轰动效应实非偶然。这部小说到处有人评论，其中不乏全美文化泰斗的关注。在《评论》杂志上，索尔·贝娄将《看不见的人》称作“个人最辉煌的成就”，这一成就“表明在我们当代人中间，的确存在不折不扣的英雄主义”。在钦佩艾里森“自觉意识”主题的时候，赖特·莫里斯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看不见的人》“应该与其他经典著作一起被共置于书架之上，指引人们从忘川河口直达其源头”；在《党派评论》上，德莫·斯瓦兹坦言，“在评价此类书的时候，文艺评论的语言显得十分浅薄和捉襟见肘”。然而，并非所有评论都持正面观点。有些评论，多数是持维护共产党和黑人民族主义的观点——这两种思想意识在小说里遭到抨击——认为这个作品是魔鬼女婿的化身，乔装打扮，以小说形式粉墨登场。在《每日工人报》上，阿伯纳·贝利把它定位成一本长达四百三十九页的污蔑人性的书，以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专注精神的创作风格，来迎合白人至上中心人物的需要。而约翰·奥利弗·基伦斯，在《自由》杂志上称它为“一本肆意歪曲黑人生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