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43（第5/6页）

与古典神话里出现的牛头怪物的迷宫不同，艾里森用通俗语言编织了迷宫。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一些难忘的龙套角色，像诺顿先生、杰克大哥、托比特（“两个小鬼”的谐音）兄弟、雷斯屈姆（“卫生间”的谐音）；塔普大哥黝黑大腿上油腻和变形的脚镣，诉说了他勇敢跟命运抗争的故事，怎样机敏地从用铁链锁在一起的人群当中逃离；红衣白种女人坚持把“阶级斗争跟床戏混为一谈”；女巫西比尔幻想一个无名、强悍的花花公子，她这想入非非促使看不见的人用口红在女巫的肚子上写下“西比尔，你被圣诞老人强奸了，真怪。”两名黑人杜普和斯科菲尔特“最擅长用自己的方式行事”，趁乱焚烧了房屋；另外还有老“臭口”、混蛋、淤青佬、老臭股自己以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等。

贯穿整个故事的是小说的主要角色：“看不见的人”的祖父在临终时承认并否定了臭名昭著的祖父条款；英俊的托德·克利夫顿“满头波斯羊一样的卷发，从不找人把他的头发拉直”。最后失望地、具有讽刺意味地以吟游歌手的身份纵身一跃，“跳出了历史”；拉斯的以黑人为中心的异乎寻常、令人不安的激昂演说极具力量；（谁会忘记他呢？）；B.P.莱因哈特掌管着一个“炽热沸腾的流体世界”（其中P表示海神“普洛透斯”，而B表示“福佑”；一九五七年，艾里森巧妙地把小说里的一位主要角色也叫做“福佑”）。艾里森思如泉涌，将人物和情节虚构之“肉”贴附在信念的“骨头”之上；在美国复杂的地下社会里，有能说会道但又无形的男男女女，公开表明说“遇见下一个‘未知’以前，对人类的种种可能性，需要有某种信仰”。本着这样的精神，艾里森激励看不见的人讲述，为成就自己口才所作出的许多努力，用以针对美国不同读者的本性气质；无论他们是白人或黑人，南方人或北方人，乐观的还是愤世嫉俗的，对个人和公共机构的运转机制概念模糊的、清晰的还是全然无知的。在他自己的演说中，看不见的人对即兴的演讲中为了体现雄辩，演说者与听众之间需要有活力的互动估计不足。然而，在他把写作当成事业之后及时作出了调整（只是作为演说家是稍晚了一些），慢慢学会了怎样努力去挑战他自己的技巧和他读者的技巧。

以上所说的情况，一直到小说的最后部分才出现。在开场白里，看不见的人并没有要求对话：他不能，也还不是时候。也有反响质疑他的动机，削弱了他那个极易受伤、不断应付、同时正在形成的自己。小说从头至尾的二十五章里，作者讲述了看不见的人的一生，他没有能够实现雄辩才能和做政治领导的理想，因为他跟外界相距太远，几乎是一个离群索居的独行客，死死地被幻想所控制（他自己的和别人的）；同时，也因为弄不明白，他和他的言辞，在美国那个“权利即可能性”的等号之中，仅仅是些变数。一直到了结尾，跟他是谁和他的人性作了讽刺性、有条件的妥协之后，他才准备回答、对话，准备好冒险作出亲近的言辞行为，总而言之，准备好展现雄辩才能。在小说结尾，看不见的人以作家的身份出现。而且，他刚刚完成叙事的章节中显露的可见性，加快了他要重新回到世界的决定。与新的写作技巧和辛苦得来的、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知识一致，他毫不夸张他获得的愉悦和文字的魅力。相反，他迟疑了，因为要回答下面这个严峻的问题：“我为何写作？在写作中备受折磨又是为了什么？因为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弄懂了一些事理。如果没有行动的可能性，一切知识到头来不过是‘边存档，边遗忘，’我既不能储存资料，也不能遗忘。”在作为演说家的整个过程中，他以言语行为抑制了读者要他采取行动的催促；而现在，写作的行为促使他作出采取行动的承诺。

他的新职业带来的第一后果是，继续决心“至少将有关情况告知一些人”——关于他的获取经验和知识的旅程，关于行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小说的结尾，看不见的人表明了美国经验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联系性的主张；这是他早些时候，在拉斯等一帮民族主义者手中死里逃生的经历里领悟到，美国人身份是“美妙的荒唐”之后形成的态度。但是，首先在他把我们其余的人卷进来之前，他承认人心的状况可怕，特别是艾里森感觉到的美国经验特有的身份逃避。在告诉我们他正在做什么之后，问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尴尬的问题——“有谁知道，虽不很经常，我是在替你说话呢？”——同时强烈呼吁我们要共同参与。虽然他的媒介是书面语；他的语言却具有随意、不落俗套和通俗易懂的口语特色，这连同故事一起使后来的一代代读者有话想说，对看不见的人和艾里森就“原则”和“美国身份的美妙荒唐”反馈他们的看法，而这“原则”和“美国身份”“跟以前一样以具体、鄙俗、却又崇高无比的方式继续坚持着”，只是现在“我们更懂得我们跟‘美国身份’的关系以及‘美国身份’跟我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