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7/8页）

当我们回到家时，我们都不能开口说话。阿嬷脸上一副沉默而又吓人的怒意。我当时真希望她的怒气能在母亲从监狱出来之前平静下来。我当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只想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琳赛上楼去小憩一会儿。阿公则点了一份温蒂汉堡的外卖。当他走到前门去拿外卖的路上，他在沙发那儿停了下来，站在我的面前。当时阿嬷刚好离开了房间一会儿。阿公把他的手放在我的额头，然后就抽泣起来。我当时吓坏了，都不敢抬头看他的脸。我从未听过阿公的哭泣，没见过他落泪，以为他是那么的强硬，甚至在婴儿的时候可能都没哭过。他那个姿势保持了一会儿，直到我们两个都听到阿嬷向客厅走来。这时他镇定下来，擦掉眼里的泪水，然后就走了。我们两个从没再提起过那一刻。

母亲被从监狱保释了出来，被指控犯下了家庭暴力的轻罪。这个案子就完全在于我了。但是，在听证会上，当被问到母亲是否威胁过我时，我否定了。原因很简单：我的外祖父母花了一大笔钱请了城里最厉害的律师。他们虽然对我母亲感到非常愤怒，但也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去坐牢。那名律师虽然从未直白地鼓励我说谎，但他却说得很明白：我说的话要么增加，要么减少母亲回到监狱的概率。

“你不想让自己的母亲蹲监狱，是吧？”他这么问我。于是我说谎了，因为我的理解是就算母亲获得了自由，我也能在自己想要的任何时候和我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母亲能保留对我的监护权，但从那之后，我是否和她住在一起则完全凭我个人的选择。阿嬷告诉我，如果母亲对这个安排感到不满的话，就让她见识见识阿嬷的枪口。这是属于乡下人的正义，而这种正义没让我失望。

我记得自己坐在那个拥挤的法庭上，身边是6个其他家庭的成员，我当时就在想，他们这几个家庭的成员看起来就像我们一样。父母们以及外祖父母们都没像律师和法官那样穿着正装。他们穿的是运动裤、弹性裤和T恤。他们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那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电视口音”——那种许多新闻主持人有的中性口音。那些社会工作者和法官及律师都有那种电视口音。而我们当中没一个人有。那些主持法庭的人们和我们不一样。而被法庭管理的人们则和我们是同类。

身份的认同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时的我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觉与那些陌生人如此亲近。几个月后，在我的第一次加利福尼亚之旅中，我开始明白了。吉米舅舅让琳赛和我乘飞机到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纳帕的家里去。知道自己将要去拜访吉米舅舅后，我逢人便说自己夏天要到加利福尼亚去，而且还是第一次乘飞机。人们最多的反应是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我的舅舅居然有足够的钱给两个人买到加利福尼亚的机票——而且两个人都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这无疑就证明了我年少时期的阶级意识，即我的朋友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坐飞机的机票钱。

就我个人而言，我简直是大喜过望，因为自己就要去西部旅行了，而且还是去拜访吉米舅舅，一个我像崇拜布兰顿家的男人们，也就是我的舅姥爷们一样崇拜着的人。虽然我们起飞的时间很早，在从辛辛那提到圣弗朗西斯科的6个小时航班中我的眼睛都没闭上过。每件东西都太令人激动了：在起飞时看着脚下的土地慢慢变小，从近处看窗外的云，天空的范围和广度，以及在同温层那样的高度看到下面山峰的样子。飞行乘务员注意到了我，因此等我们到达科罗拉多的时候，我已经能时不时地到驾驶舱去（这是在“9·11”事件之前），而驾驶员则简短地向我介绍如何驾驶一架飞机，并告诉我我们已经飞到了什么地方。

我的冒险才刚刚开始。我之前也曾到其他州去过：我曾跟外祖父母一起到南卡罗来纳州和得克萨斯州公路旅行，也会定期造访肯塔基州。在这些旅行中，我很少跟除了我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说话，也从未注意到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可是，纳帕就像是另外一个国度。在加利福尼亚州，每天都是和我十几岁的表亲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的一场新冒险。

有一天，我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的卡斯楚街区，因为我的瑞秋表姐说我能在那里体会到，同性恋者并不会试图骚扰我。另一天，我们到了一家酿酒厂。还有一天，我们帮内特表哥进行高中足球训练。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激动。我见到的每个人都觉得我听口音像是从肯塔基州来的。当然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确实是来自肯塔基。我也喜欢那种被别人觉得自己口音奇怪的感觉。

综上所述，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加利福尼亚州真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之前到过匹兹堡（Pittsburgh）、克利夫兰（Cleveland）、哥伦布（Columbus）和列克星敦（Lexington）。我也曾在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肯塔基（Kentucky）、田纳西（Tennessee），甚至阿肯色（Arkansas）度过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为什么说只有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那么特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