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2/6页）

他一直反复地听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的歌曲，不管到哪里都开着一辆老旧的埃尔卡米诺牌汽车——一辆皮卡车。换言之，对于一个有着活跃的社交生活的17岁漂亮女孩来说，阿公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同伴。因此，她像每个利用自己父亲的年轻女孩那样利用了阿公：她深爱且钦佩他，她向他要那些他有时会给予的东西，而当她在忙于和朋友们在一起时又不怎么关注他。

直到今天，在我的理解中，能够“利用”别人正是拥有父母的意义所在。对我和琳赛来说，对于利用别人的恐惧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头，甚至能影响到我们所吃的食物。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我们所依靠的许多人其实本不应该在我们生命中扮演那样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琳赛在得知阿公的死亡后首先想到的就有自己“利用”了阿公。

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不能真正依靠他人——就连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让别人请我们吃顿饭或是帮我们修车都是一种奢侈，我们不能沉溺于这种奢侈，以免把本来是我们生活中的安全阀的那种善意消耗殆尽。在我们很少去的高级餐厅里，他们会一直追问我到底想吃的是什么，我才能坦白说是的，我确实想吃牛排。然后他们就会不顾我的反对而为我点上一份牛排。不管是多么亲近的人，都不能完全地把我们那种感觉给消除掉。阿公是最有可能消除这种感觉的亲近的人，但是显然也没能完成，而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阿公死去的那天是个周二，我之所以记得这个是因为当母亲的男友麦特第二天开车带我去当地的一家餐厅为整家人带饭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林纳·史金纳合唱团的那首《逝去的星期二》（Tuesday’s Gone）：“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继续前行/星期二已经随风而逝了。”正是此时，我真正意识到阿公再也回不来了。大人们做了当所爱的人死去时应该做的事：他们计划了一场葬礼，决定好怎样付葬礼的钱，然后希望为死去的人做了该做的事。我们那个周四在米德尔敦举办了一场遗体告别仪式，让当地的朋友过来表达敬意，然后周六葬礼之前的周五又在杰克逊举办了第二次遗体告别。就连死了之后，阿公也是一只脚在俄亥俄，而另一只脚在杰克逊的小山坳。

所有我想见到的人都参加了在杰克逊举行的葬礼——吉米舅舅和他的孩子们、我们整个大家庭和朋友们，还有布兰顿家所有还活着的男人们。当见到我们家的这些巨头时，我突然意识到，在我人生的前十一年里，我曾在快乐的时光里见过他们——家庭聚会、节假日、慵懒的夏日和漫长的周末——但是在那最近的两年里我见到他们时大多是在葬礼上。

在阿公的葬礼时，正如我所见过的其他乡下人的葬礼一样，牧师邀请我们每个人站起来说一些关于死者的话。我在教堂里坐在吉米舅舅旁的靠背长凳上，整整一个小时的葬礼期间我一直在啜泣，所以到了结束的时候我的眼睛疼得几乎看不到东西了。但是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不站起来说出自己的话，我接下来的余生都会为之后悔。

我想起了差不多十年前的某件事，这件事我听别人说过，但自己却不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某个舅姥爷的葬礼时，也是坐在这家迪顿（Deaton）殡仪馆的靠背长凳上。我们刚刚从米德尔敦开了很久的车赶到，所以当牧师让我们低下头来祷告时，我低下头就睡着了。阿嬷的哥哥佩特舅姥爷让我侧躺下来，枕着一本《圣经》当枕头，然后就没再想这事儿了。接下来的事情发生时我一直在睡觉，但我后来已听过好几百遍了。时至今日，每当我遇到哪个参加了那场葬礼的人，他们都会和我讲讲我的乡下人阿嬷和阿公。

当人群开始离开教堂而我却一直没有出现时，阿嬷和阿公起了疑心。他们跟我说，就连杰克逊这样的地方也是有变态的，这些变态会把木棍捅到你屁眼儿里去，然后“吃你的小鸡鸡”，就像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或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变态们一样。阿公想到了一个计划：迪顿殡仪馆只有两条出去的路，而那时还没有人开车离开。于是阿公跑回自己的车上，给自己拿了把0.44英寸口径的马格南手枪，给阿嬷拿了把0.38英寸口径的史密斯威森手枪。他们把守着殡仪馆出去的两条路，检查每一条经过的车。他们接着遇到了一位老朋友，解释情况后向他请求帮助。他们再碰到别人的时候，就像缉毒局警察一样搜索每一辆车。

佩特舅姥爷因为阿嬷和阿公阻塞了交通而懊丧不已，于是走了过来。当他们把情况解释清楚后，佩特舅姥爷放声大笑起来：“他就在教堂的靠背长凳上睡着呢，来我带你们去看下。”当找到我后，他们才让交通畅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