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到我上完八年级的时候，母亲已经有至少一年没碰过毒品了，而且她和麦特交往也有两三年了。我在学校的表现不错，阿嬷也度了几次假期——一次是到加利福尼亚州去看吉米舅舅，另一次是和她的朋友凯西到拉斯维加斯玩了一圈。琳赛在阿公死后不久就结婚了。我当时很喜欢她的丈夫凯文，现在也很喜欢，原因很简单：他从来没虐待过她。这就是我对我姐姐的伴侣的唯一要求。他们的婚礼过后不到一年，琳赛就生下了自己的儿子卡梅伦。她成了一位母亲，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母亲。我为琳赛感到骄傲，也非常喜爱自己的新外甥。莉姨家也有了两个小孩子，这就让我有了三个可以宠爱的小孩子。我把这些都看作是我们家庭复兴的迹象。因此，我高中前的那个夏天充满了希望。

然而，就在那个夏天，母亲宣布让我和她一起搬到麦特在代顿的家里去住。我喜欢麦特，而且那时母亲已经和他同居很久了。但是代顿离阿嬷家有着45分钟的车程，而母亲又明确表示希望我在代顿上高中。我喜欢自己在米德尔敦的生活——我想在那里上高中，我喜欢我的朋友们，而且虽然有点不符合常规，但我也非常享受在工作日分别住在母亲家和阿嬷家，然后周末和我父亲一起度过。重要的是，如果我需要的话，我能随时到阿嬷家去。我记得自己没有这种安全阀时的生活，而且我也不想回到那样的日子。此外，只要搬家就意味着离开琳赛和卡梅伦。因此，当母亲宣布让我和她一起搬到麦特家的决定时，我扯着嗓子喊道，“绝对不行”，然后就气冲冲地离开了。

母亲通过这次谈话就认为我有易怒问题，并给我安排了一次与她的心理医生的见面。我当时不知道她居然还有心理医生，也不知道她居然请得起心理医生，但我还是答应见见这位女士。第二周，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离俄亥俄州的代顿不远的一处满是霉味的老旧办公室。一位奇怪的中年女人、母亲还有我，我们三个人试着弄明白为什么我会如此的愤怒。我以为人类并不擅长判断自己：也许我认为自己并不比生活中大多数人更容易生气（实际我远没有他们那么愤怒）是错的。或许母亲是正确的，而我确实有一些易怒问题。我试着抛开成见。我以为不管怎样，这个女人或许能给母亲和我一个机会，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到明面上来。

但是我在这第一次的会面时感觉就像是遭到了伏击。一上来，那个女人就开始问我为什么要冲自己的母亲大喊大叫还气冲冲地离开，为什么我不能意识到那是我的母亲，而根据法律我就应该和她住在一起。那位心理医生反复提及据我母亲说的我的“情感失控”，还回溯到我记不起来的时候——我5岁时在一家百货公司大闹脾气，在学校和其他孩子打架（那个校园恶霸，也就是我本来不想揍他，但是在阿嬷的鼓励下揍了他一顿的那个），因为母亲的“管教”而跑到外祖父母家去。很明显，这个女人早已仅仅根据母亲告诉她的事情就对我有了印象。就算我以前没有愤怒问题的话，现在也有了。

“你到底知道自己是在说什么吗？”我问道。14岁时，我至少知道一点关于职业道德的东西。“你不是应该问问我对事情的看法，而不是一上来就批评我吗？”接下来的一整个小时我就开始总结自己之前的生活。我并不是毫无保留，因为我知道自己得仔细斟酌用词：几年前母亲的家暴案中，琳赛和我说漏了关于母亲对我们的教养中的一些令人讨厌的细节，结果被算作对家庭虐待的新证据，所以家庭咨询师得把这报告给儿童服务机构。因此讽刺的是，我不得不向一个心理医生撒谎（以保护母亲），以免又引起县里儿童服务机构的干预。但我把情况解释得足够清楚了，一个小时后，心理医生简单地说道：“或许我们应该单独见面。”

我把这个女人看作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物——一个由母亲放置的障碍物，而不是一个会给予我帮助的人。我只把自己的感情解释了一半：说自己不想因为搬去和一个我知道早晚会离开的男人去住，而让45分钟的车程把我和我所依靠过的每个人隔开。那个心理医生显然明白了。我没有告诉她的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被困住了。阿公已经不在人世了，而阿嬷——一个因为长期吸烟而患了肺气肿的老烟枪——看起来也虚弱疲惫得不能照看一个14岁的小男孩。我的阿姨和姨夫又添了两个小孩子。琳赛刚刚结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无处可去。我见惯了混乱和争吵、暴力、毒品以及大量的不稳定性。但我从未感觉到自己没有出路。当心理医生问到我打算怎么做时，我回答道我可能会去和父亲一起生活。她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好主意。当我走出她的办公室时，我因占用了她的时间而向她表示歉意，而且也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见到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