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3/4页）

那个夏天剩余的时间里，我大多是和阿嬷一起度过的。和父亲一起度过的几周并没能让我顿悟：我仍然觉得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既渴望和阿嬷住在一起，又恐怕自己的存在会破坏她晚年的安逸。所以在高一入学之前，我告诉母亲，我能跟她住在一起，但前提是我能在米德尔敦上高中，而且随时都能看望阿嬷。母亲提到在我高一之后应该转学到代顿的高中，不过我当时想那也得是一年之后，而一年之后的情况还不一定呢。

和母亲以及麦特住在一起的日子，就好像坐在开往世界末日的列车的第一排似的。对于我（以及母亲）来说，那些争吵早已是司空见惯，但我敢确定可怜的麦特肯定一直在问自己，该怎样以及何时才能脱身跳下这辆开往疯狂城的特快列车。家里面只有我们三个人，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明白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剩下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麦特是个好男人，而正如琳赛和我开玩笑说的那样，好男人们早晚会受不了我们这一家人的。

由于母亲和麦特之间这种感情状况，所以当我刚上高二时有天从学校回家时母亲告诉我她准备结婚的时候，我会感到那么惊讶。我想，或许他俩之间的事情并没有我期待的那么糟糕。“我真的以为你和麦特早晚得分手，”我说，“你们每天都在争吵。”“呃，”她答道，“我不是准备和他结婚。”

这个故事就算在我看来也难以相信。母亲在当地一家透析中心当了几个月的护士。她的老板，肯，差不多得比她大10岁，有天晚上约她出来吃饭。她答应了。由于自己与麦特间的感情状况一团糟，一周后她就答应嫁给他了。她告诉我时是在周四。等到那个周六的时候我们就搬到了肯的家。这已经是我两年内住过的第四个家了。

肯出生于韩国，但他是被一个美国老兵及其妻子养大的。到了他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决定到他那个小温室里面去一探究竟，结果却发现了一棵快要成熟的大麻。我把这事儿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告诉了肯，然后那一天还没过完，那棵大麻就已经被一棵西红柿给替代了。当我就此质问肯的时候，他支支吾吾了一会儿，最终说道：“这是出于药用，不用担心。”

肯家的三个孩子——一个小女孩，还有两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男孩——和我一样不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最大的那个男孩经常和我母亲吵架，因此——出于我们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荣誉感——也就是经常和我吵。有天晚上，正在我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我下楼梯时正好听到他骂我母亲是婊子。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乡下人都不会坐视不管，所以我立马就准备把我这个新弟弟结结实实地揍一顿。我当时的暴力冲动简直难以遏制，以至于母亲和肯决定得把我和这个新弟弟分开。其实我并没有多么生气，我想要打架的欲望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但是那种责任感是那么的强烈，所以那晚母亲和我就到阿嬷家去睡觉了。

我记得看过《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中关于美国教育的一集，相信大多数人都理所应当地认为教育是通往机会大门的钥匙。在这集的剧情中，剧中的总统和别人争论自己是否应该推行教育券制度（即把教育经费发给学生，让他们可以从失败的公立学校中脱身），或者是把精力集中在拯救那些失败的学校上。这场争论无疑非常重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待过的很多差的学区都够资格领取教育券，但也很让人吃惊，因为在关于学校中挣扎的可怜孩子的整个这场讨论中，大家的重点仅仅是在公共机构上。正如我以前的一位高中老师最近跟我说的那样，“他们都想让我们当这些孩子们的牧羊人。但没人想谈的是，事实上他们当中有许多在家里面都是在与狼共舞”。

母亲和我从肯的家逃到阿嬷家后的第二天发生了什么，我已记不太清楚了。或许是参加了一场远超自己能力的考试。或许是到了交作业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没时间来完成。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我那时是一个苦不堪言的高二学生。永无休止的搬来搬去和争吵，再加上生活中那些我不得不一个一个遇到，然后学会喜欢，最后还不得不忘记的像旋转木马一样的人们。在通往机会的路上，真正的障碍是这些，而不是我那平均水平以下的公立学校。

我当时已经离悬崖不远了，只是自己并不知道。我高中的第一年都差点没顺利完成，平均绩点才2.1分。我不写家庭作业，不学习，而出勤率也非常糟糕。有时我会谎称自己生病了，而有时候我就是不去上学。就算我去上学，也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学校会像几年前那样给我家里面寄信——说如果我再不去上学的话，学校就不得不把我的情况反映给当地的社会服务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