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3/10页）

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为期13周，每周都有新的训练重点。到达南卡罗来纳州的帕里斯岛的那天夜里，当我们下飞机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一名怒气冲冲的教官。他命令我们登上了一辆大巴。短暂的旅途后，另一名教官命令我们下了大巴，然后踏上了接待大楼前那著名的“黄色脚印”。接下来的6个小时里，我被医护人员们又戳又捅，领到了自己的装备和军装，头发也被剃光了。我们被允许每个人打一个电话，我自然是打给阿嬷，然后照着他们给我的卡片念道：“我平安到达了帕里斯岛。很快就写信告诉你我的地址。再见。”“等下，你这个小傻瓜。你还好吧？”“对不起，阿嬷，说话不方便。不过我很好。我一有机会就写信给你。”教官听到我多说了两句话，讽刺地问我是不是够时间“让她给你讲个他妈的故事”。这就是我在新兵训练营的第一天。

新兵训练营里不让打电话。我只是在琳赛同父异母的哥哥去世后才被允许给她打了一次电话。通过信件，我意识到我的家人有多么地爱我。其他大多数新兵——他们这样称呼我们；我们得达到新兵训练营的严格标准才能挣得“海军陆战队员”的称号——一两天才收到一封信，而我有时候一晚上就能收到五六封。阿嬷每天都给我写信，有的时候一天还写好几封，有的信是在讲她看到的这个世界上不对劲的地方，其他的则是意识流的只言片语。在大多数的信里，阿嬷都是想知道我每天过得怎么样，并让我放心。

征兵官员告诉我们新兵的家人，说我们最需要的是鼓励的言语，而阿嬷的鼓励则过之唯恐不及。虽然我那时还挣扎在教官的大喊大叫和让我走样的身体达到极限的健身计划当中，但是我每天都能从信中读到阿嬷对我的骄傲，对我的爱，以及相信我不会放弃。不管是出于我的先见之明，还是因为自己有囤积者的倾向，反正我几乎把所有收到的家信全部保留了下来。

其中许多封来信让我可以从一个有趣的角度看一眼我离开的家庭。母亲在一封信中询问我需要些什么，并告诉我她对我感到多么的自豪。“我正在照看琳赛家的孩子们，”她的信里写道，“他们在外面玩鼻涕虫。他们把其中一只给捏死了。小卡梅伦很难过，因为他觉得自己把它弄死了。我把那只鼻涕虫扔了，并跟他们说那只鼻涕虫并没有死。”这就是母亲最好的一面：既有爱心，又很风趣，是一个因为自己的外孙们感到快乐的女人。那封信里还提到了一个叫格雷格（Greg）的男人，可能是母亲的男友，但他后来再也没在我的回忆里出现过。这信里还有一种对于我们所认为的常态的认识，“曼蒂（Mandy）的丈夫特瑞（Terry），”她提到的是她的一位朋友，“在缓刑期间被捕了，被送到了监狱。所以他们过得挺好。”

琳赛也时常来信，每个信封里都装了好几封信，每封信都写在不同颜色的纸上，而且背面都有提示——“这是第二封；这是最后一封”。每封信里都提到了她的小孩子们。我从她的信里得知自己大外甥女成功的如厕训练；我外甥的足球赛；我小外甥女会笑了，能伸手够东西了。我和琳赛的一生都是在分享风光和挫折，因此我们两个对她家孩子的喜爱都胜过世上的任何事。我寄回家的几乎每封信上都让她“亲亲孩子们，告诉他们我爱他们”。

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第一次与自己的家乡和家庭隔离开来，这也让我对我自己，以及我所来自的文化体会良多。与传统观点相反，参军入伍的并不是只有那些没有其他选择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们。我所在的新兵排总共有69人，里面有黑人，有白人，还有西班牙裔；既有来自繁华的纽约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也有来自西维吉尼亚州的穷人孩子；既有有信仰天主教的，有犹太人，有新教徒，甚至还有几位是无神论者。

自然而然地，我和那些与我相似的人走得比较近。“那些我说话最多的那个人，”我在给家人的第一封信里写道，“来自肯塔基州的莱斯利县。他说起话来就好像是杰克逊来的一样。我告诉他天主教徒们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空余时间，这简直太荒唐了。他们有那么多的空余时间是因为他们的教堂就是那个样子的。他肯定是个乡下孩子，因为他回答道：‘天主教是什么？’我告诉他天主教就是另外一种基督教的形式，然后他就说：‘我想我也该试试信仰天主教。’”阿嬷一下子就知道他是哪儿的人了。“在肯塔基州的那些地方，每个人都是与毒蛇为伍的人。”她在回信当中写道，看她口气只是在半开玩笑。

我没在的那段时间里，阿嬷身体的脆弱是我所从未见过的。每当她收到我的来信时，她都要打电话给莉姨或我姐，让她们立即赶到她家帮她读我写的像鸡爪子刨的似的信。“我很爱你也很想你我时常忘记你已不在这儿了总是觉得你还会从楼梯上走下来然后我又可以对你大吼大叫了总之我感觉你就好像从未离开一样。今天我的手很疼想必是关节炎在作怪……我先不写了等会儿再写我爱你千万照顾好自己。”阿嬷的信里总是没有必要的标点符号，而且经常还摘抄一些文章，通常是《读者文摘》上的，以此来帮我打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