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2/4页）

·被父母责骂、侮辱或羞辱。

·被推搡、抓，或被扔了什么东西。

·感到家人之间不支持彼此。

·父母分居或离异。

·和酗酒或吸毒的人生活在一起。

·和抑郁或有自杀企图的人生活在一起。

·目睹所爱之人被虐待。

ACE无处不在，每个群体中都有。但研究表明ACE在我们那更加普遍。威斯康星儿童信托基金（Wisconsin Children’s Trust Fund）的报告表明，在那些获得大学学历及以上的人（非工人阶级）中，有过ACE的人不到一半。而在工人阶级中，超过半数至少有一次ACE，约40%有过多次ACE。这些数据真的很惊人，每十个工人阶级的人中就有4个小时候经历过多次精神创伤。而这一比例在非工人阶级中仅为29%。

我曾让莉姨、丹叔、琳赛和乌莎做了一个心理学家用来计算一个人有过多少ACE的测试。莉姨得了7分，甚至比我和琳赛都高，我俩都是6分。丹叔和乌莎两人的家庭几乎没经历什么磨难，他们都得了0分。有些人一次童年创伤都没有真是不可思议。

有过多次ACE的孩子更可能为焦虑和抑郁所折磨，罹患心脏病、肥胖症，甚至某些类型的癌症。他们也更有可能在学校里表现得比别人差，成年后情感关系也不稳定。对孩子滥发脾气也会降低孩子的安全感，影响其今后的心理健康并引发行为问题。

哈佛教育家已经研究了童年创伤对心理的影响。研究者发现，除了对今后健康有消极影响外，持续的压力能够改变儿童大脑的化学成分。毕竟压力是由生理反应产生的，通常是因为在某种刺激下，肾上腺素等其他激素充斥全身。在学校里我们学过，由肾上腺素引起的经典反应叫战斗或逃跑反应（fight-or-flight response）。有时候这种反应能使普通人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和勇气，比如母亲为救被重物压着的孩子而奇迹般地搬开重物，手无寸铁的老妇为救丈夫竟能赤手空拳打退猛狮。

不幸的是，战斗或逃跑反应一旦频繁出现就会极其有害。纳丁·伯克·哈里斯（Nadine Burke Harris）博士说，这种反应非常有用：“如果你是在森林里遇到一头熊的话。但问题是如果熊每天晚上都从笼子里出来怎么办。”而哈佛研究人员表明，面临压力时，大脑中应对高度紧张的情况的区域就会被激活。“童年早期的巨大压力，”他们写道，“导致对生理压力反应过激或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处理压力和冲突的那部分大脑区域一直处于激活状态，开关永远开着。我们动不动就准备战斗或逃跑，因为我们时刻都面临熊的威胁，这里的熊可能指酗酒的父亲，也可能指精神错乱的母亲。面对冲突，我们绷紧了大脑里的弦，而这弦一直紧绷着，即使没有冲突的时候也依然紧绷。

冲突不是带来童年压力的唯一因素。用几乎任何一种方式衡量，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经历的不稳定性都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见所未见的。譬如，我母亲的情人层出不穷来了又去像旋转门里走出的人一样。没有哪个别的国家的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法国，孩子接触到三个或以上母亲伴侣的概率是0.5%，也就是二百分之一。这一比例第二高的是在瑞典，为2.6%，约1/40。而在美国，比例为8.2%，约1/12，高得惊人，而且在工人阶级中比例还要高。

最令人难过的是，家庭混乱等关系不稳定现象是一种恶性循环。正如社会学家保拉·福恩比（Paula Fornby）和安德鲁·谢林（Andrew Cherlin）发现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文献证明，在成长发育方面，经历过多次家庭结构变更的儿童可能比生活在稳定的双亲家庭中的孩子要糟，甚至也可能比生活在稳定单亲家庭中的孩子要糟。”

对许多孩子来说，第一反应是逃跑，但如果是跌跌撞撞地跑向出口，通常会走错路。这就是为什么我阿姨被迫在16岁时嫁给一个家暴的丈夫；我那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母亲却尚未成年便有了孩子，离了婚，而且在大学里一个学分也没拿到。逃离了油锅，却逃不过烈火。混乱引发混乱，不稳定导致不稳定。这就是美国乡下人的家庭生活，欢迎你们来体验。

对我来说，理解自己的过去并认识到自己并非在劫难逃给了我与年少时的噩运抗争的希望和勇气。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最佳解决之道确实是向通情达理的人倾诉。我问莉姨她是否遭遇了类似的关系体验，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然。我时刻准备着与丹吵架。有时候我甚至还没等他说完就做好大吵一架的准备，就是摆出打架的姿势。”我十分震惊。莉姨和丹的婚姻是我所见过的最成功的。即使过去了20年，他们仍然像刚约会时那样亲密。她说，当她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整天精神紧绷时，他们的婚姻也变得越来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