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6/8页）

麦卡洛太太也有自己的怨言。

“简直难以想象，”她打电话告诉理查德森太太，“把你的宝宝交给一个陌生人，看着你不认识的女人抱着你的孩子走来走去，每次听到门铃响我都会抓狂，埃琳娜。她和社工抱着孩子离开之后，我都会跪下来祷告，希望她能遵守承诺，准时把孩子送回来。探访的前一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只能吃安眠药。”理查德森太太同情地咂了咂舌头，“而且每周的探访时间都不固定。每次我都说，拜托，我们能不能选个固定的时间，求你了，每周选一天，至少让我预先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也好有所准备。可她偏不，每次都在探访的前一天才通知社工，说她那时候才知道餐厅的排班。有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社工的电话——‘我们明天上午十点过去’，这次连半天都不到，我简直快要疯了。”

“不过是暂时的，琳达，”理查德森太太安慰道，“三月底就开庭了，州里当然会把孩子判给你。”

“但愿你是对的，”麦卡洛太太说，“但如果他们决定……”她突然说不出后半句话，觉得喉咙发紧，只能做个深呼吸来舒缓情绪，“这个结果我根本不愿去想，也觉得他们不可能这样做。”她的音调变得尖锐起来，“假如她连自己的工作时间都无法安排，又怎么能给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呢？”

“这也是暂时的。”理查德森太太说。

理查德森太太的内心可不像表面那么冷静：越是想到米娅，她越是生气，越生气就越无法不去想米娅。

她在西克尔高地过了一辈子，西克尔的价值观早已深入骨髓。她的童年记忆里，主色调是广袤的绿：宽阔的草坪、高大的树木。是富裕安定的生活造就了这片绿色。绿色也是几十年来克利夫兰城市宣传册的背景色，仿佛在讨好当地的那些正派居民，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无可厚非，因为“正派人”是当地的主流，比如理查德森太太的祖辈。从西克尔高地建立居住区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在这里生活。作为“正派人”的代表，1927年，他们来到还是一个小镇的西克尔——但那时候这里就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区”。她的外祖父在克利夫兰市中心的“百万富翁角”长大，他们家的豪宅与洛克菲勒家、美国电报业巨头和美国国务卿家的房子同在一条街。然而，到了理查德森太太的外祖父那一辈——从事律师职业的他事业有成，准备带未婚妻回克利夫兰结婚——市中心已经变得嘈杂拥挤，空气弥漫的煤烟会弄脏女士们的衣服，所以外祖父决定搬到郊区。朋友们劝阻他，因为他们认为搬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实在疯狂。但他热爱户外运动，未婚妻还是个出色的马术师，西克尔高地有三条适合骑马的山道，有适于垂钓的蜿蜒溪流，源源不竭的新鲜空气，此外还有一条直通城市腹地的商业铁路。夫妇俩在塞奇威克路买了房子，雇了女佣，加入了乡村俱乐部。理查德森太太的外祖母为她的马杰克逊修了一座马厩，成为“花盆”园艺俱乐部的会员。

理查德森太太的母亲卡洛琳出生于1931年，那时候的西克尔变得更像城市，但田园风光还在，当地已经有了九所小学和一座红砖结构的高中（刚刚竣工）。新落成的豪宅比比皆是，但每一座都是严格按照当地的住宅风格和颜色规则建造的，并且受到“未经邻居同意，九十九年内不得卖给任何人”的规定限制。居民们认为，规则与秩序不可或缺，是保持社区团结美丽的前提。

西克尔当然非常美丽，草坪与花园随处可见，居民义务不可推卸——定期清除杂草，只能种花，不能种菜。那些足够幸运、能够在西克尔居住的人自然认为这里是全国最好的社区，而且路不拾遗——某位居民在马路上丢失了价值上千美元的钻石婚戒，服务部门立刻派出铲雪车，把路边的雪堆原封不动地铲走，运到市政车库，用热灯烤化，找到了戒指。卡洛琳小时候，夏天常在西克尔的湖边野餐，冬季会去市区的溜冰场滑冰，圣诞节表演合唱。她在西克尔广场的电影院看过《南方之歌》和《安娜与国王》，遇到特殊的日子——比如她的生日——父亲会带她到斯托弗餐厅吃龙虾大餐。十多岁时，卡洛琳成为学校行军乐队的鼓手，在独木舟俱乐部的停车场，她遇到了几年后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孩。

在这个完美的地方，她过着自己能想象到的完美生活，西克尔高地的每个人亦有同感，所以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觉得其他地方是不完美的。当“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事件”“小石城九人事件”在别处掀起轩然大波时，包括卡洛琳在内的每一个西克尔居民都充满了优越感。毕竟，作为全世界最聪明、睿智、周到、富有和开化的居民，保持榜样地位、启发他人是他们的责任；作为精英阶层，他们有义务将自己的福祉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分享。卡洛琳的母亲就总是提醒女儿要多为他人的需要着想，她本人更是亲力亲为，组织圣诞节玩具慈善捐赠，加入当地儿童权益维护协会。在她的监督下，协会编写了一本营养食谱，销售食谱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用途，她还把自己制作糖蜜饼干的独家秘方贡献了出来。每当外部世界出现的麻烦——比如某位黑人律师的家里被人放了炸弹——被西克尔人所感知，他们会立刻用行动表明这种事不会出现在西克尔，比如成立邻里互助协会，鼓励社区以西克尔特有的方式融合：向白人家庭提供贷款，鼓励他们搬进黑人邻居中间，向黑人家庭提供贷款，鼓励他们搬进白人邻居中间；制定规则，禁止白人家庭卖房子，以防白人居民搬离，这条法令实行了几十年，始终不曾废除。卡洛琳——作为拥有房产的白人和带着一岁的理查德森太太的年轻母亲——积极响应，立刻加入了新成立的“社区融合促进协会”。几年后，她驱车五个半小时，把女儿放在后排座，前往华盛顿，加入“工作与自由大游行”，声援黑人。理查德森太太永远记得那一天：阳光照得她睁不开眼，参加游行的人挤在一起，大腿碰大腿，汗水蒸发的白雾从人群中升起，华盛顿纪念碑屹立在远处的地平线，像一枚意欲穿透云层的长钉子。她两手紧紧抓住母亲的手，生怕两人会被人潮冲散。“多么壮观啊，”她母亲望着远处说，并没有看向身边的女儿，“记住这一刻，埃琳娜。”埃琳娜记住的是母亲脸上的表情——把世界变得更完美的渴望，似乎这件事与拉小提琴异曲同工，只要适当调整琴弦，就能奏出美妙的旋律，正如她母亲深信的那样，只要足够努力，世上就没有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