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几秒又有什么关系呢？（第3/6页）

母亲不想退休，不过话说回来，她比父亲年轻七岁，不忍丢下卢卡，而卢卡也需要她的帮助。最开始的几年，每到二月，她还是会去鹿特丹，而父亲就一个人留在维纳斯。母亲一待就是八个月，从开店一直到关店。每天晚上七点整，母亲都会给父亲打电话，问他好不好。“越来越好。”是父亲的回答。

事实呢，灶台上摆满了用过的盘子和烧焦了的锅子。父亲不洗衣服，每个星期都会买回一打新袜子和新内裤。床单透出一股酸味，枕头也成了黄色的。他把机器拖到车库，每个星期都会去见指头黑黑的男人们，跟他们谈论打钻、锯片和打磨盘。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地下室里，就是在电视上千个频道里。

夏天，我回去看他，被家里肮脏的程度吓了一跳。

“你干吗？”当我把所有窗户都打开时，父亲吃惊地问。

“你闻不到那股臭味吗？”

“闻不到。”

“碗也不洗？”

“没时间。”

他一直待在地下室里碾磨，打钻，锯木头，削木片。

我把被子掀开，把被套和衣服都丢进洗衣机，又把所有的盘子、锅子、刀叉和杯子都冲洗一遍。接着便开始扫地、拖地，到处擦洗，最后把洗干净的衣服挂到了暖和的太阳下面。

“快把窗户打开，”父亲说，“这是什么味道啊？”

“是洗洁剂的味道，薰衣草香。”

“臭死了。”

我心里明白，如果打扫房子的是卢卡，他肯定会很满意。我仍然是那个什么都做不好的儿子，这顶帽子会永远扣在我的头上。至于我接替了拉尔森，成了世界诗歌节的董事，还有我去年担任了荷兰最重要的诗歌大奖评委会的主席，这些都无所谓。

我带他去位于法乐村的薄地科餐厅吃饭，每次去那里他都点同一款比萨——玛格丽塔配薄切生牛肉片和芝麻菜，外加一杯最爱的啤酒。啤酒杯很快就空了，父亲又跟女服务员点了一杯。打扫卫生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无数个空啤酒罐，每个罐子上都有一个凹陷，好像遭到了某个无事可做的男孩的袭击一般。有一次我看见他举起手，冲一个罐子打过去，还一边嚷嚷：“嘿哈！”

“你不想妈妈吗？”我问。

“刚跟她通过电话。”

他切了一块比萨，我心里想：我是多么像他啊。我从来没有思念过一个女人，是受了他的遗传吗？早晨醒来时，就跟诗歌里写的一样，我的肚子总是空空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蝴蝶。

“你还爱她吗？”

“天呢，卓凡尼，我正吃饭呢。”

“以前你想过她吗？你们刚刚恋爱的时候。那时候妈妈得回乌尔姆去帮她的父母卖冰激凌，而你得留在鹿特丹。你还记得那个夏天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妈妈告诉我的。”

他吃了一口比萨，一小块牛肉挂在嘴巴外面，被他用手塞进了嘴里。

“你给她写信了吗？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父亲差点没被那片牛肉噎着。

“你就从来没想过她？”

“快让我好好吃这块比萨吧，你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这么直白，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地面对面坐在一家餐馆里，跟对方聊天。

“婚姻很复杂，”父亲说，“不过你是永远不会明白的。”这是一种嘲讽，就跟捅了我一刀似的，又仿佛是父亲嫉妒我人生中的那一部分，那些孤单的日子。好像他不仅仅要成为一名冰激凌商人，还得结婚，因为店里需要一个女人。

一直到晚餐结束前，我们都一直盯着餐厅主人挂在墙上的丑陋壁画。父亲没有点意式浓缩咖啡，又要了一杯啤酒。

“我明天下午出发。”我说。

父亲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只是笑了笑，没有别的反应。

走到路虎旁边，父亲不肯罢休，硬是要开车。

“你喝多了。”

“警察都不怎么检查，”父亲说，“再说也不远。”

“我还想去一趟批围。”

“批围？去那儿做什么？”

“我想吃冰激凌。”

“我看你是疯了。”

“我就是想吃。”

“我还想再喝一杯啤酒呢。”

“那我们先去冰激凌店，再去酒吧。”

他像个气呼呼的孩子一样坐进了副驾驶座，一句话也不说，直到车子开进了批围，父亲突然说：“我在外面等你。”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就在停好车，我们走向冰激凌店的时候，他坚持要站在角落里等我，离冰激凌店的柜台大约二十米远的样子。

中心冰激凌店已经在批围开了十五年了，店老板原本在荷兰的帝尔堡市有一家冰激凌店，却不想一年八个月出门在外。一开始人们不适应这家开在卡多雷地区的冰激凌店。有人曾经在酒吧里说过：“这就跟在猪圈里开餐厅没什么区别。”结果呢，店老板赚的钱维持生活并没有问题，尽管这几年来越来越困难，因为村子里越来越安静。他们店里的冰糕味道很好，是用山里的新鲜水果做的，草莓是从1736米高的地方摘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