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在做格拉巴酒冰激凌，我在忙着帮他生小孩

在卢卡提出让索菲亚怀孕的请求后，我得去马其顿参加斯特鲁加国际诗歌之夜。拉尔森并没有一起前往，和他的妻子在地中海的波浪之间扬帆起航，就在离雪莱淹死不远的地方，雪莱临死前，口袋里还揣着叶芝的诗歌。这次由珊尼亚陪我，这是她第一次去国外参加诗歌节。

斯特鲁加诗歌之夜的董事在斯克鲁里机场接到了我们，他穿着一件过紧的西装，纽扣没扣。他站在游客必经的阶梯下面，握手的时候很用力。“你们的诗歌节上已经死了多少个诗人了？”这是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曾经有个尼日利亚诗人在城市里迷了路，三天后才现身。一个波兰诗人喝得烂醉，上不了台。一个智利诗人曾经缺席。不过还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死在鹿特丹。

他的司机负责开车，两人三言两语地告诉我们已经有两次带着棺材飞去俄罗斯了。有的诗人在环游奥赫里德湖结束后，下船时一下子没站稳。“俄罗斯诗人就是喜欢喝酒，”董事说，“不过游泳就不怎么样了。”珊尼亚听了这话，笑不起来。

诗歌之夜的节目编排可以用卓越来形容。每年都会有二十个俄罗斯诗人受邀前来，不过基本上都是同一群酒鬼，时而会有一两个新人。他们之所以受邀，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是诗歌节的赞助商，跟鹿特丹世界诗歌节的独立性相差甚远。不过也会有十个国际诗坛的巨匠前来与会，也算是弥补吧。负责编排节目的人叫乐立夫·法罗，在大学里教英语，已经为诗歌节效力好多年，简直就是一只被书包围的恐龙。有人说他的生活方式犹如隐者，然而在开幕式的晚上却携手美丽动人的妻子出现在文化中心灯光璀璨的台阶上。奥登、金斯伯格、恩岑思贝格、聂鲁达，还有休斯，都是他请来的。

那二十个俄罗斯诗人不会掺和到其他诗人中去，有自己单独的行动计划，仿佛一个独立团体，或是一辆迷失了方向的大篷车。一个个饱经风霜、不太干净的样子，而且总也喝不够。

第一天晚上珊尼亚就遇到了麻烦。她洗了个澡，穿着一件长裙子走了下来。除了脚踝和一部分小腿，其他的什么都看不见，不过两条腿却是赤裸裸的。俄罗斯人一下子就起了火，把她团团围住，争着引起她的注意。

大多数诗人是下午到达斯特鲁加的，在德林酒店的酒吧里互相打个照面，还有几个第二天早上才会到，也就是开幕式那天。董事跟前来与会的每个人握手致意，不过现在却被一群人围住，很可能是诗歌节的赞助商。一个个人高马大，雪茄一根接一根地抽。外面停着一排汽车，个别的还装了有色玻璃。

我去跟以色列诗人聂胡达·安米海聊天，他是诗歌节的荣誉诗人，即将获得金冠奖，那是一个诞生于1966年的奖项。斯特鲁加诗歌节的荣誉诗人会在诗歌公园里得到一块纪念碑，还可以在公园里种一棵树。聂胡达是跟妻子一块儿来的，这也是其他诗人没有的特权。只有荣誉诗人的伴侣的机票可以报销。

这个事事都想得周到的女人比她的老公高一头，不光给老公拿饮料，有时还会回答我向聂胡达提的问题。我已经适应了世界诗歌节，国际诗坛巨匠的妻子们把一切都献给了她们的老公。她们承担起一切，好让诗人们专心创作出神圣的作品。妻子们总走在前面，走向酒店的前台，走向自助餐厅，走向站在即将朗诵诗作的大厅里的主持人。

在斯特鲁加也一样，聂胡达的妻子突然走向电梯，明天还有很多安排，她对我说。接着诗人便无声地消失了，一会儿就被那闪亮的电梯门吞噬了。

“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未婚夫。”珊尼亚说着，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上半身贴了过来，那二十个醉醺醺的俄罗斯诗人嘴里吐出来的热气足以让我窒息。一双双无神的眼睛盯着我，我注意到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

“我看他们都愿意为你献出生命。”

“你得保护我。”

“他们一共二十个人呢。”

“我男朋友就不会害怕。”

那个双手黑黑的男孩，那个汽车修理工。珊尼亚说过他会在酒吧里赶走粘在珊尼亚身边的男人们。有一次还从裤袋里掏出了一把扳手，用以威胁。可我的包里就只有一本诗集。

“你就不能对他们说你会跟最强壮的那个共度良宵吗？”

“我跟他们说我会跟你共度良宵。”

“他们会集体杀了我的。”

“不会的。”

“他们可是俄国人，”我说，“而且还喝醉了。”

“我看俄罗斯诗人一点都不暴力，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科贝林，不过他是个话剧作家。”

“他做了什么？”

“杀了他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