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在做格拉巴酒冰激凌，我在忙着帮他生小孩（第4/6页）

诗很短，两段而已，就在火车停靠在鹿特丹中心站，我离开车厢时，才读懂了字里行间的潜台词。

我跟着人群走进城里，经过上千辆自行车和叮叮当当作响的电车。那时火车站的对面还有一座陈旧的桥，一个男孩合唱团正在桥上练习。从那里经过，时而还能听到那些穿着水手服的男孩子们高昂的歌声：上帝的羔羊，是那么无辜，却被宰杀在十字架上。

我熟知鹿特丹的每一条街和路上的每一块石头，然而整座城市却在不停地发展中。从南美旅行回来，人们会发现一座大楼就这么消失了。从前只要骑车经过那里，就总会抬头看一眼。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广场也变了模样，一道道铁轨消失在地底下。这是我第二次去斯特鲁加，和第一次隔了六年之久，却没有发现什么大的变化，也没有崛起的闪亮的大厦。整座城市给人一种亲切感，而在鹿特丹，唯一的亲切感来自打桩机的轰鸣声。

回到家，我发现厨房的桌子上摆着一叠信封，看来负责打扫屋子的人来过了，水池锃亮，灶台上空空的。每次一到酒店，我总会先去床上躺一会儿，连鞋都懒得脱。看着墙纸上的花纹，还有天花板挂灯上的苍蝇屎。这下到了自己家，我得竭力压制住那种诱惑。

晚上我走向冰激凌店，到了街角，又往回走起来。我看见店门外排着长长的队，改天去应该比较好。在飞机里我听说天气会转凉，还会下雨。看来坐飞机回家的旅客跟卖冰激凌的人一样痴迷天气。

那确实是这个夏天最后一个晴天。当我第二天晚上走向冰激凌店时，街上出现了一大摊一大摊的水洼。现在是十点钟，街上很安静。母亲一个人站在柜台后面，父亲在咖啡机旁，三个来自索马里的男人坐在店里。他们经常来店里喝咖啡，用母语谈论那些我们只能猜测的话题。卢卡在厨房里做冰激凌。

我跟父母打了个招呼，经过柜台，来到收银台后面，走进了那扇通往楼上的门，上次爬这个楼梯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谁都没说话，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就跟他们知道我要来店里，也知道我要做的事情一样。几年后我问卢卡，才知道他早就把我要回来的消息告诉了父母。我因此责怪他，他却恼怒地说：“没错，我是告诉他们你要回来了！”接着又大声嚷嚷道：“没有，我当然没说你要跟索菲亚上床的事，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又不蠢！”他说我是来念诗的，希望索菲亚听了我念的诗，能好一点，高兴起来。母亲听了，什么也没说。父亲一边摇头一边说：“要是她从今天起一直卧床不起，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我以为楼上会一片漆黑，房间里会很闷，索菲亚会闭着眼睛躺在被子里，以为她什么都不会说。我想她应该没有洗澡，应该很累，甚至筋疲力尽。出现在眼前的应该会是一张悲伤的面孔，嘴唇干裂，眼圈浓重，头发像章鱼的鱼须一般散在枕头上。我刚走上最后一级台阶，索菲亚就打开门欢迎我的到来。我发现她把头发编起来了，脸上还红彤彤的。她穿着一条印着牡丹花的裙子，粉色、紫色和白色相互交映，美极了。

我们就这样站在门口，什么也没说。“哥哥，你好。”最后还是索菲亚先开的口，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就跟她第一次站在店里卖冰激凌，我走进店里时的那个微笑一样，当时她手里还拿着拖把。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却又那么自然。对，应该就是这样的，既不可思议，又无比自然。

我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她抓起我的手，并没有把我带向那两张我和卢卡曾经睡过、如今拼在一起的床，而是来到了阁楼中间，站在了一块铺在小小的正方形天窗下面的地毯上。如果天空晴朗，我们便可以在星空下亲吻。这时我们的嘴唇在巨大的蓝色云朵下互相靠近，她闭上眼睛，轻轻地掐着我的手，身体靠了过来。我看着她那浓密的眉毛和略有斑点的皮肤，还有额头上的凹陷。

她的嘴唇慢慢地松开了，只听她轻声说道：“卓凡尼，把眼睛闭上。”

我闭上了眼睛，她开始用那柔软的手、有如小枕头般的手指摸我的脸。手指划过我的脸庞、我的嘴唇，她开始无声地吻我的耳朵。

她把我的右手放到了她的背上。“摸我。”她一边轻声说，一边又在我的嘴巴上亲吻起来。她的嘴唇微微张开，我想到了白雪，想到了无数片雪花，还有几百万个冰晶；也想到了弟弟卢卡，那时的他还是个小男孩，那时的我们都被那个把细细长长的粉粉的舌头从嘴里伸出来的女孩给迷住了。

她好香，应该是洗过澡了，不过不是专门为我洗的。头发是干的，我闻到了她的体香，那个我从来都不可以触碰、不可以看的身体。我只看过她的手臂和腿，似乎在发光，是光在皮肤上的游戏，还有那个V字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