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那里,您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亲爱的 一(第5/11页)

人们经常说:如果卡夫卡的确愿意毁掉他所写的,他本来可以自己去把它们毁掉。但是怎么毁掉?他的信由与他通信的人所占有(他本人没有保留任何他所收到的信件,至于日记,的确,他本来可以把它们毁掉。但是,那是些工作日记(与其说日记不如说笔记),他写作时它们对于他是有用的,而且他一直写到最后的日子。对于他的未完成的散文,人们也可以这样说。不可挽回的未完成,但它只是在人死的时候才是这样;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有机会重新回到它们上面来,即使是一篇他认为失败的短篇小说,对于作家也不是无用,它可作为另一个短篇的素材,作家没有任何理由毁掉他所写的,只要他还不是奄奄一息。但到了奄奄一息之际,卡夫卡已不在他的家里,他在疗养地,并且不可能去毁掉任何东西,他只能倚赖一个朋友的帮助。由于没有很多朋友,由于最终只有一个,他便指望他了。

人们还说:想毁掉自己的作品,这是个悲怆的举动。这样说来,不服从毁坏者,卡夫卡的意愿便成为对另一个卡夫卡,创造者,的忠诚。在这里,人们触及到围绕他的遗嘱的传说的最大谎言:卡夫卡不想毁掉他的作品。在第二封信里他解释得非常明确:“在我所写的所有东西中,有价值的(GELTEN)仅仅是这些书:《审判》,《司机》、《变形记》,《劳动教养营》,《乡村医生》,以及一个短篇《一名禁食冠军》。《沉思》的若干本可以留下来,我不想麻烦任何人把他们送去捣碎,但是什么都不要去重印。”因此,卡夫卡不仅没有否定他的作品,反之却对它作了一番总结,试图将应该留下来的(可以去重印的)和不符合他的要求的区分开来;一种忧伤,一片平静,但是无任何疯狂,无任何判断中的绝望所导致的盲目:他认为他的所有被印出的书都是有价值的,特殊例外的是他的第一本《沉思》,大概是认为他不成熟(很难对此表示反对)。他的拒绝并不自动包行所有没有发表的,因为他把短篇小说《一名禁食冠军》也放在“有价值”的作品之列,而在他写那封信的时候,这个短篇还只作为手稿而存在。之后,他又在那些作品中加入了另外三个短篇《第一的痛苦》,《一个小女人》,《女歌手约瑟芬》。为了把它们搞成一本书,他在疗养地,临死在床上所修改的正是这本书的清样;一个几乎悲怆的证明:卡夫卡与传说中的那个要毁掉其作品的作家毫无共同之处。

希望毁掉的实际上只涉及两种文稿,被确定得十分清楚:首先,加以特殊强调的是:隐私的文稿:书信,日记。

其次,他认为他没有能够写好的短篇和小说。

我看着一扇对面的窗户。傍晚时分,灯亮了。一个男人走进房间。低头在房里踱步;不时把手伸进头发里。突然,他发觉房间亮着灯,别人可以看见他。他用突然的动作,拉上窗帘。然而他并不是正在做伪钞票;他所要隐藏的除去他自己没有任何别的什么,他在房里走路的姿式,他的不修边幅的衣着,他的捋头发的姿式。他的舒适取决于他不被人看见的自由。

害羞是现代时代的一个关键—定义。这个个人主义时代今天正以不被人察觉的方式远离我们;害羞,为保护私生活的表皮反射;为了在一个窗户上有一幅窗帘;为了强调写给A的信不让B看到。向成年过渡的一种基本情况,与家长的第一次冲突,是要求有一个抽屉保存自己的信和笔记本,要求有一个带钥匙的抽屉,通过羞怯的反抗,人们进入成年。

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玻璃房子,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的成功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JANPROCHAZKA),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1968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与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VACLAVCERNY)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1970年或是1971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连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当然,我们都有像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表现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像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对玻璃房子的抒情梦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惊)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去帷幕的人是罪犯。由于摘帷幕者服务于一个被憎恨的制度,这些人便一致被视为尤其令人鄙视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