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那里,您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亲爱的 一(第6/11页)

从这个布满麦克风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国,我在一本杂志的头版看到了布莱尔(JACQUESBREL)①的一幅大照片,那时他的癌症已经恶化,在治病的医院门口他受到摄影记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突然间,我感到碰见了同样的恶,使我逃离自己国家的正是这个恶,普罗扎卡的谈话用广播发表与一个即将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这在我看来属于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隐私,一旦成为习惯与规则,便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它的最大的赌注∶个人或脱生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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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ACQUESBREL(BRUXELLES1929-BOBIGNY1978),比利时歌曲创作、编曲、演唱家。

冰岛几乎没有树,所有的树都在墓地里;好像没有树便没有死亡;好像没有死亡便没有树。人们不是把它们栽在墓地旁,像田园般的中欧那样,而是在中央,让过路的人必然想象那些在地下穿越尸骨的树根。我和艾尔瓦·D(ELVARD)在雷克雅未克(REYKJAVIK)的墓地漫步,他在一座树长得还很小的墓前停下脚;不到一年前,人们埋葬了他的朋友;他高声地回忆起他:他的私生活有一个秘密,大约是性一类的。“凡秘密都引起一种被刺激的好奇,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们,我周围的人都再三要我讲给他们听。这使我和我妻子的关系也受到影响。我不能原谅她这种侵犯性的好奇,她不能原谅我的沉默,对于她这是我对她信任不够的证明。”接着,他笑了。“我什么都没有背叛,”他说,“因为我没有什么要背叛。我禁止自己去知道我的朋友的秘密,而我的确不知道。”我听着他,入了迷:从小时候起我就听人说朋友就是你和他一起分享秘密的人,而且他有权力以朋友的名义,一再要求知道这些秘密。而对于我的冰岛朋友来说,友谊却是另一回事:在朋友隐藏私生活的大门前充当守护人;要做永远不开门的人;他不允许任何人把门打开。

我想到《审判》的末尾:两位先生朝K弯下身子,他们在扼死他:“K的逐渐模糊的眼睛,还能看见那两位在观察结局的先生就在自己的脸旁边,两只脸挨在一起。‘像只狗!’K说,仿佛耻辱在他之后还将存在。”

《审判》的最后的名词:耻辱。最后的画面:陌生的脸,就在旁边,几乎碰到他的脸,观察着K最隐秘的状况:他的临终之际。在最后的名词、最后的画面中,凝聚了整个小说的基本境况:存在;不论任何时候,可进入他的睡房;让人吃掉他的早餐;准备好,日日夜夜,去接受提审;看着别人没收挂在他窗户上的窗帘;不能与他所想要往来的人去往来;不再属于他自己;失去作为个人的地位。这样的改变,把主体的人变为客体的人,使人感到的是耻辱。

我不相信卡夫卡让布洛德毁掉他的通信是害怕它们被发表。这样的想法他几乎不会有。出版商们对他的小说不大感兴趣,他们怎么会感兴趣他的通信。促使他想毁掉它们的,是耻辱,完全基本的耻辱,不是作家的耻辱那一种,而是一个普通人的,耻于把自己隐私的东西掉在别人眼皮下,家人眼皮下,陌生人眼皮下,耻于被转换为物体,而这耻辱有可能“在他身后依然存在下来”。

然而,这些信布洛德却把它们发表了;以前在他自己的遗嘱中,他曾要求卡夫卡“取消某些东西”;然而,他自己却发表了一切,毫无区分。甚至这封在抽屉里找到的长而艰涩的信,卡夫卡始终没有决定寄给他父亲,可是靠了布洛德,什么人都可以在后来读到它,除去它的收信人。布洛德的不审慎在我看来无可原谅。他背叛了他的朋友。他违背他的朋友的意愿而行事,违背他的朋友意愿的方向与精神,违背他所了解的他的害羞的本质。

十一

在小说与回忆录、传记、自传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传记的价值在于所披露真实事件的新与确切。一部小说的价值在于揭示存在作为它本来的直到那时被遮掩的可能性;换言之,小说发现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东西。流行的对小说的赞扬之一是:我在书中的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我觉得作者说的是我,并且了解我;或者以抱怨的形式:我觉得自己被这本小说攻击、被裸露、被侮辱。对于这样的看上去天真的评判,永远不应当嘲笑:它们证明小说被人当作小说来读。

所以钥匙小说(讲真实人物,其意图是让人在虚构的名称下认出这些人物)是假小说,美学上模糊,道德上不得当的东西。卡夫卡隐藏在加尔达的名下!您反对作者:这是不确切的!作者:我没有写回忆录,加尔达是一个想象出的人物!您:作为想象出的人物,他是非真实的,写得很糟,写得没有才气!作者:但这并不是一个与别人一样的人物,他使我对我的朋友卡夫卡作了别人不曾作的揭示!您:那是不确切的揭示!作者:我没有写回忆录,加尔达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