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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让科尔曼告诉你这个信念何时而起，他也很难解释。他不是个满腔热血的人，同样，他也从未抱着拯救全人类的雄心壮志投身医学。他父亲对他是有些影响，但是影响不大。现在看来，在全科医生里，他的父亲的水平其实很一般。但是父子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老科尔曼是个热心、外向的人，朋友很多。儿子却是个冷淡、捉摸不透，甚至有些疏离于人群的人。父亲经常和病人开开玩笑，借机努力把他们的病治好。儿子呢，在成为病理科医生之前，做内科医生的时候，从不和病人开玩笑。他小心地、精确地、熟练地给病人治病，比一般的好医生治疗得还要好一些。即使后来他成了病理科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改变了，但是对病人的态度一直没变。

有时候，戴维·科尔曼扪心自问，如果他不是进入医疗这一行，而是进入别的什么行业，他的态度估计都会是一样的。他在根本上就是个精益求精的人，无法忍受任何错误或者失败。他认为凡是你要做的事，凡是你要去服务的对象，都有权利向你提出最高的要求。也许这两种感情——严以律己和宽以待人，在某种情况下，似乎是矛盾的。他有个医学院的同学有一次喝醉了酒后吐真言：“戴维·科尔曼的心是消过毒的。”

走过地下室的走廊，他的思绪又回到眼前，感觉告诉他前方山雨欲来。

他走进病理科办公室，发现皮尔逊正弓着背看显微镜，面前的一个切片盒打开着。老头子抬起头说：“你过来看看这个，看你能看到什么。”他让出看显微镜的位置，招手让科尔曼过去。

“病史是什么？”科尔曼把第一张切片夹好，调整目镜焦距。

“是露西·格兰杰的病人。露西是这里的一个外科医生。以后你会碰到她的。”皮尔逊看了看病历。“病人是19岁的女孩，名叫薇薇安·拉布顿，是我们卫校的一个学生。左侧膝盖有一个肿物，持续疼痛。X光片显示骨畸形。这是活检的切片。”

一共有8张切片，科尔曼一张一张地看完了。他一看就明白了为什么皮尔逊要问他的意见。不管谁过来看，这都是个很难鉴别的非典型的病例。最后他说：“我看是‘良性’的。”

“我认为是恶性的，”皮尔逊小声说，“骨肉瘤。”

科尔曼没说什么，又把第一张切片拿起来。他耐心地、仔细地又看了一遍，又把另外7张片子依先前之样再看了一遍。第一次观察时他就考虑过骨肉瘤的可能性，这次他又考虑了一遍。对于一个专业病理科医生来说，透明切片之上染过的红蓝色之间埋藏了太多秘密。他的脑海里正反两方的意见来回交错……所有的切片上都能看出有大量的新骨形成——中间有成骨细胞活动和软骨岛形成……要考虑外伤的可能性。是外伤造成的骨折吗？如果骨生成是机体再生，自行愈合的结果，这个病灶当然就是良性的……有骨髓炎的表现吗？显微镜下，骨髓炎很容易被误诊为更致命的骨肉瘤。但是没有，骨髓腔中骨小梁之间没有发现特征性的分叶粒细胞……血管也没有受到侵袭……所以还得回头检查成骨细胞——新骨形成的性质。这是一个病理科医生一辈子都要打交道的问题：一个增生的病灶，是机体修复再生的自然过程，还是一个新生物，亦即恶性肿瘤？良性还是恶性？很容易就看错了。一个病理科医生能做的就是根据现象，做出判断。

“恐怕我的意见不一样，”他礼貌地对皮尔逊说，“我还是认为这个组织是良性的。”

年长的病理科医生默默地站在那里，思考着自己和年轻医生的诊断结果。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你会同意这个病例有怀疑的余地，两者都有可能。”

“是的，都有可能。”科尔曼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总是有怀疑的余地。病理学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可以用来证明你的对错。有时候所有你能提供的就是一个经过慎重考虑的评估，有时候那也可以被称作有依据的猜想。他能理解皮尔逊的犹豫，老人家不得不承担做出最后诊断的责任。但是，做出类似的决定是一个病理科医生的工作的一部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现在科尔曼接着说：“如果你是对的，它是骨肉瘤，那自然就要截肢了。”

“我知道！”他愤愤地说道，却不是针对科尔曼。科尔曼感觉到，虽然在这个科室里，别的事情看上去都马马虎虎的，皮尔逊终归还是一个有经验的病理科医生，不会对这种诚实的意见分歧有什么想法。此外，两人都知道两个诊断的依据都不够充分。现在皮尔逊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又转过身来狠狠地说道：“这些见鬼的非典型病例，一冒出来就烦死人了，你还不得不做个诊断，可是你自己就知道没准你是错的。”